管仲用了什么方法使齐国变成经济强大的国家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7 05:16

共8个回答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11:42

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乏”的经济困境。（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经济。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参考资料： http://www.soudoc.com/bbs/read.php?tid-8426792-fpage-7.html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13:00

起初，管仲向桓公提出修好近邻、先内后外、待时而动的治国求霸之策，而桓公未听其言，于次年轻率攻鲁，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军击败。战后，为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方面，他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他废除了齐国仍保留的公田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使赋税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发展渔业，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鼓励商民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在*方面，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乡6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15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划分为邑、卒、乡、县，均设*管理。10县为1属，全国共有5属，设5位大夫管理。每年初，5位大夫要向国君报告属内情况。这就形成了对全国的统治。在军事方面，管仲认为兵在精不在多，强调寓兵于农，把行政上的保甲制度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起来。在农乡，5家为1轨，10轨为1里，4里为1连，10连为1乡，5乡为1军。每家出1人当兵，1军为l万人。全国有3军，国君自率1军，二位上卿各率1军。每年春秋通过狩猎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齐国由于管仲实行改革，很快强盛起来。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实现在中原称霸的谋略，即“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拥护周王室。那时，西周王室衰微，造成列国互相争战。首先举起尊王的旗帜，就能借周天子之命，名正言顺地得到盟主的地位。所谓“攘夷”，是指当时我国北方的狄人和戎人借中原各国争战之机内侵，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领头伐夷就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三十四年(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派人送祭肉给桓公以示嘉奖。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召集各诸侯国会盟，举行受赐典礼，并依据管仲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至此，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管仲为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有殊勋于齐，被桓公尊为仲父。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14:34

管仲辅佐齐桓公，在外贸上使用了若干阴谋，不仅攫取了巨额财富，而且征服甚至兼并了若干诸侯国。这些阴谋，虽然损透了，但是促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而且避免了流血牺牲和战争破坏。鲁国的孔子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霸”通“伯”，称霸，就是当大爷。一、“齐纨鲁缟” 公元前697年，齐襄公即位，大行无道。为避灾祸，其弟纠投奔鲁国，管仲、召忽傅之；弟小白投奔莒国，鲍叔牙傅之。公元前686年冬，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公元前685年春，公孙无知被雍廪杀死，齐国君位空缺。鲁庄公护送纠回齐国，与小白争夺齐国君位。小白先回临淄即位为齐桓公，在乾时（临淄区乌河源头处）打败鲁庄公，*死纠，召忽自杀，押回管仲。鲍叔牙力劝齐桓公任命管仲为相，自己甘做副职。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执意讨伐鲁庄公。鲁国曹刿论战，在长勺（曲阜北）大败齐师，成为齐桓公称霸道路上的第一块绊脚石。齐纨、鲁缟是古代最著名的两种丝织品。管仲请齐桓公把服装面料由纨改为缟，命令大臣也要穿缟，于是齐国百姓纷纷效仿，缟价猛涨。管仲又禁止齐国百姓织缟，反而为鲁缟大开绿灯。鲁国百姓见钱眼开，鲁庄公也贪图赋税，放任全国全力织缟，不种粮食。一年后，管仲突然拒绝鲁缟。又让齐桓公和大臣们改穿纨。于是，齐国又流行纨，不再穿缟。鲁国的缟堆积如山，却换不来粮食，顿时陷入饥饿之中。最后，鲁庄公*屈服，签订了尊奉齐桓公的协议。通过“齐纨鲁缟”这个外贸阴谋，管仲彻底摆平了鲁庄公。管仲又用同样的原理，高价采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衡山的械器，*了楚国、代国，吞并了衡山。二、“阴里之謀” 在诸侯国发展壮大，无视周王室的时候，管仲和齐桓公突然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确实感动了周王室，于是对管仲言听计从。齐桓公与管仲密谋“欲率诸侯而朝先王之庙”，预先在“阴里”这个隐蔽的地方，秘密制造了大量石璧，然后串通周王“请以令使天下诸侯朝先王之庙，观于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临近朝觐，诸侯国仓促之下，只好来齐国购买高价石璧。结果，齐桓公大发其财，一下子聚敛了八年的财政收入，抵减了本国人民八年的赋税。事后，为了强化与周王的联谊，管仲故伎重演，用“菁茅阴谋”让周王一下子获得了七年的“贺献”。 “尊王攘夷”是幌子，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手段，侵夺他国、富强本国才是目的。齐民受惠是结果，华夏发展是后话。《管子》中的《轻重篇》，都是利用价格杠杆进行忽悠。三、“官山海” 每天、每顿饭，人人必须吃盐，不仅齐国人吃盐，其他国家的更多的人口也必须吃盐。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再贵也要吃。那时的“中国”，只有齐国盛产并出口食盐。管仲让齐桓公大大提高食盐价格（税率），按各诸侯国的人口数量控制食盐出口配额，结果就是全“中国”人民都向齐桓公缴纳盐税。其他诸侯国的子民，相当于注册了两个纳税国籍。当时齐国约有50万户200多万人，全“中国”大约2000万人口。最保守的估计，至少1000万人口消费齐国食盐。平均每人每月食盐3升，每升加价2钱，齐国每月可获财政收入6000万钱。这是多么巨大的财政收入！这是齐桓公对外称霸、对内惠民的经济基础。当然，由于食盐是微量消费品，人们并没有感觉到盐税的苛重，因此，管仲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拔鹅毛而鹅不叫”的税收效果。至于齐国人民，虽然盐价与“国外”同样高昂，但是因为“祖国”外贸利润丰厚，其主要负担——农业税得以经常减免。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16:26

管仲相齐的经济*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了。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并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18:34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20:58

管仲相齐的经济*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23:40

（2011·咸宁）得人才者昌。齐桓公任用贤才管仲为相而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9 02:38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产业战略、*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
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
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