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与新史学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7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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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2-06-28 23:35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的产物。
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在西方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法国以外，美国的新史*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导人是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年）。鲁滨逊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接受传统史学的训练，但同时深受当时欧洲史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回国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逐渐形成了以鲁滨逊为核心的新史学一派，他的史学观点集中见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1]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2]
鲁滨逊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3]。
鲁滨逊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隔离开。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4]鲁滨逊一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关国史学界很有地位。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动由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