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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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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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1 06:05
略论岳飞之“忠”
刘坤太
提起岳飞，立即就会使人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八百多年来，岳飞一直是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解放以来，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其一是所谓“愚忠”说，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其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使岳飞“却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氏在《晋阳学刊》上又大论《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写观点。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决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如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争论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哪方能“大获全胜”。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对此公案，笔者学疏识浅，本无发言之权，但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自秦汉封建*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可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
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并不仅仅在理论上反对“愚忠”，在实践中走得更远。到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整个汉民族被推到危亡关头，而*的宋王朝统治者，却在金贵族的屠刀下乞求哀怜，甘心出卖中原民族的利益，无耻地背叛了汉民族国家。放弃了组织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的起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人民包括一大批文武官兵，马上无情地唾弃了*之君，公开发出以“忠于社稷，忠于国家”为忠的“忠义”怒吼，“忠”的概念再次升华，把仅有的一层名义上“忠君”的薄纱也彻底撕破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宋钦宗为求和而罢免抗战派官僚李纲时，汴京城里立即爆发了以陈东为首的数十万军民大示威，他们杀主降官、杀宫使，随时准备冲入皇宫，旗帜鲜明地把矛头对准*皇帝，*着宋钦宗立即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让他们率众抗金。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这种行动，是“以忠义挟天子”！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次由臣民强迫皇帝去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利益！也是宋人第一次公开突破以“忠君”为忠的思想藩篱，给“忠”这一传统伦理概念赋于新的内涵。
随后，当宋钦宗一意孤行，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下诏割让河间、太原、中山三镇以求和时，两河人民不仅不对换皇帝“愚忠”，反而焚毁诏书，杀掉钦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脔之”。用“城自为战，人自为战”，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壮烈行动，表达对皇帝极度轻蔑，对国家的无限忠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逃亡何处时，却始终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投降时，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无限忠诚”！
从“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是不会象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里。他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他“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赵构本人吗？
许多人一再撰*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会分辨清楚的。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尊师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御史方廷实，当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臣，岳飞不能象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象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可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他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地热爱和对宋高宗*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仇视。
让我们略举几例：
——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当金兵猛攻建康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想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率众连战两日，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建康失守后，当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一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却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这种时候，“忠于皇帝”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以忠义报国”。绝不应“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在及其坚难的情况下，他一直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准备相机收复建康，连续多次重创金兵。当他率师移驻宜兴时，他曾满怀*地挥毫题壁述志：
“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当绍兴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求和时，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吓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继而又复奏道：
“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
“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为粉饰丑行，对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
“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介（王旁）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奇（金旁）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刘光世率部进攻和州，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有意贬低岳飞，而是对一些史实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岳飞“愚忠”之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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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1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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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岳飞之“忠”
刘坤太
提起岳飞，立即就会使人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八百多年来，岳飞一直是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解放以来，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其一是所谓“愚忠”说，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其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使岳飞“却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氏在《晋阳学刊》上又大论《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写观点。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决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如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争论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哪方能“大获全胜”。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对此公案，笔者学疏识浅，本无发言之权，但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自秦汉封建*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可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
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并不仅仅在理论上反对“愚忠”，在实践中走得更远。到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整个汉民族被推到危亡关头，而*的宋王朝统治者，却在金贵族的屠刀下乞求哀怜，甘心出卖中原民族的利益，无耻地背叛了汉民族国家。放弃了组织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的起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人民包括一大批文武官兵，马上无情地唾弃了*之君，公开发出以“忠于社稷，忠于国家”为忠的“忠义”怒吼，“忠”的概念再次升华，把仅有的一层名义上“忠君”的薄纱也彻底撕破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宋钦宗为求和而罢免抗战派官僚李纲时，汴京城里立即爆发了以陈东为首的数十万军民大示威，他们杀主降官、杀宫使，随时准备冲入皇宫，旗帜鲜明地把矛头对准*皇帝，*着宋钦宗立即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让他们率众抗金。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这种行动，是“以忠义挟天子”！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次由臣民强迫皇帝去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利益！也是宋人第一次公开突破以“忠君”为忠的思想藩篱，给“忠”这一传统伦理概念赋于新的内涵。
随后，当宋钦宗一意孤行，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下诏割让河间、太原、中山三镇以求和时，两河人民不仅不对换皇帝“愚忠”，反而焚毁诏书，杀掉钦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脔之”。用“城自为战，人自为战”，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壮烈行动，表达对皇帝极度轻蔑，对国家的无限忠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逃亡何处时，却始终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投降时，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无限忠诚”！
从“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是不会象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里。他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他“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赵构本人吗？
许多人一再撰*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会分辨清楚的。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尊师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御史方廷实，当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臣，岳飞不能象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象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可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他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地热爱和对宋高宗*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仇视。
让我们略举几例：
——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当金兵猛攻建康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想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率众连战两日，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建康失守后，当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一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却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这种时候，“忠于皇帝”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以忠义报国”。绝不应“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在及其坚难的情况下，他一直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准备相机收复建康，连续多次重创金兵。当他率师移驻宜兴时，他曾满怀*地挥毫题壁述志：
“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当绍兴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求和时，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吓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继而又复奏道：
“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
“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为粉饰丑行，对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
“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介（王旁）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奇（金旁）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刘光世率部进攻和州，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有意贬低岳飞，而是对一些史实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岳飞“愚忠”之论，可以休矣！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1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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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1 06:05
略论岳飞之“忠”
刘坤太
提起岳飞，立即就会使人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八百多年来，岳飞一直是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解放以来，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其一是所谓“愚忠”说，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其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使岳飞“却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氏在《晋阳学刊》上又大论《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写观点。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决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如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争论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哪方能“大获全胜”。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对此公案，笔者学疏识浅，本无发言之权，但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自秦汉封建*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可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
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并不仅仅在理论上反对“愚忠”，在实践中走得更远。到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整个汉民族被推到危亡关头，而*的宋王朝统治者，却在金贵族的屠刀下乞求哀怜，甘心出卖中原民族的利益，无耻地背叛了汉民族国家。放弃了组织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的起码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人民包括一大批文武官兵，马上无情地唾弃了*之君，公开发出以“忠于社稷，忠于国家”为忠的“忠义”怒吼，“忠”的概念再次升华，把仅有的一层名义上“忠君”的薄纱也彻底撕破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当宋钦宗为求和而罢免抗战派官僚李纲时，汴京城里立即爆发了以陈东为首的数十万军民大示威，他们杀主降官、杀宫使，随时准备冲入皇宫，旗帜鲜明地把矛头对准*皇帝，*着宋钦宗立即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让他们率众抗金。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这种行动，是“以忠义挟天子”！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次由臣民强迫皇帝去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利益！也是宋人第一次公开突破以“忠君”为忠的思想藩篱，给“忠”这一传统伦理概念赋于新的内涵。
随后，当宋钦宗一意孤行，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下诏割让河间、太原、中山三镇以求和时，两河人民不仅不对换皇帝“愚忠”，反而焚毁诏书，杀掉钦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脔之”。用“城自为战，人自为战”，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壮烈行动，表达对皇帝极度轻蔑，对国家的无限忠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逃亡何处时，却始终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投降时，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无限忠诚”！
从“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是不会象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里。他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他“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赵构本人吗？
许多人一再撰*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会分辨清楚的。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尊师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御史方廷实，当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臣，岳飞不能象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象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可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他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地热爱和对宋高宗*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仇视。
让我们略举几例：
——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当金兵猛攻建康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想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率众连战两日，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建康失守后，当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一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却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这种时候，“忠于皇帝”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以忠义报国”。绝不应“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在及其坚难的情况下，他一直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准备相机收复建康，连续多次重创金兵。当他率师移驻宜兴时，他曾满怀*地挥毫题壁述志：
“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当绍兴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求和时，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吓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继而又复奏道：
“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
“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为粉饰丑行，对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
“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介（王旁）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奇（金旁）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刘光世率部进攻和州，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有意贬低岳飞，而是对一些史实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岳飞“愚忠”之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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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1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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