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这种自然灾害,有着哪几个阶段的认知呢?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9 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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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8 19:04

自然环境之中，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浩如烟海，而自诩是地球主宰的人类，也仅仅是生活在其中的一员。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世间的万物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

对于人类来说，昆虫即是渺小，又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人们往往忽视的是，昆虫也是整个地球生态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昆虫纲是动物界中最大的纲，正如汉语中的“昆”字，就是“庞大”的意思。在人类出现以前，昆虫就与地球上其他动植物建立了悠久的生存关系。

人类出现后，人类社会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给其他生物种群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昆虫的命运也随着人类的经济观念和健康观念发生转变：人将它们分成了害虫和益虫两个方面的角色。

害虫的“害”，表现在它对经济植物及其产品的危害和对动物的危害两大方面。在古代社会中，农业害虫是最危险的，它们使得农作物产量下降，品质降低，更有甚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图 | 吃庄稼的害虫

比如蝗虫，中国古代有三大自然灾害，除了水灾、旱灾，还有一个就是蝗灾。正如中国历史记载，从公元前707年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蝗灾就有800多次，平均每3~5年就有一次。从周朝到中华*，几乎每个时期的历史中都有对蝗灾的记载。

从人类进入农耕史以来，就开始与蝗虫进行了一场绵延数千年的战争。中国也不例外，《春秋》中，在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秋季的历史档案下，沉重地记下了一个“螽”字，这是中国蝗灾的最早记录。

中国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飞蝗经行之处，草木无遗。蝗灾对古代人类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也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早在《诗经》中，就有古人治理蝗虫的记载：

“去其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诗经·小雅·大田》

诗经中写到了消除蝗虫、螟等蟊贼害虫的“火烧法”。由于当时无法实现人力控制害虫，先民也就只能祈求田神协助自己利用害虫的趋光性，用篝火来对其进行诱杀，“秉畀炎火”四个字就是非常直观的。

图 | 秉畀炎火

除此之外，古人还用挖埋方式灭蝗，但这一切似乎都收效甚微。只能眼看着：“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盈血，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因此，人们开始逐渐对蝗虫由恐惧转变成敬畏。

于是大大小小的“蝗神庙”在蝗灾泛滥的中原地区拔地而起，里面供奉着“蝗头人身”的“蝗神”。老百姓面对“蝗神”，与其说是把它作为神灵顶礼膜拜，不如说是在哀求它不要降灾。古人对蝗虫既敬畏又渴望征服的矛盾心理，在膜拜蝗神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古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面对大自然中频发的灾难，人们只能将希望寄于想象中的神灵，进而还脑补出一套自洽的吉凶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

早在《吕氏春秋》中，古人就提出了“灾异说”。“灾异说”认为，包括生态灾害在内的所有自然灾害，都是社会*或统治者道德之缺失所致，是天降的惩罚、警示或者预兆。如果人们直接抵抗这些自然灾害，就是违背天命，逆天而行，会遭到更大的灾难和报应。因此，只有提高统治者的德行，弥补社会*的缺失，才会远离这些天降之灾。

“灾异说”的产生和流行乃至盛行，既有*、学术等方面的深刻原因，也和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社会抗灾能力低下有着密切联系。在“灾异说”的思想笼罩下，当自然灾害发生后，朝廷或者地方*首先想到的是检讨社会*或统治者的德行，而不是拿出切实有效的治灾措施。

这一点在蝗虫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蝗灾过后的土地基本上是寸草无存，因此，人们便附会出“*致蝗”、“仁政避蝗”的说法。

图 | 向汉武帝献“天人三策”的董仲舒

尤其是到了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后，“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就更成为中国古代*的指导思想了。虽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直接科学根据，是因果倒置的结论，但它体现了古人原始的*态度，这是借昆虫以表达民生愿望的精神进步。如果当时的官吏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确实能够减轻蝗灾的危害。

你看，蝗虫在民间都成神了，而统治者面对蝗灾又是秉承一套“天人感应”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可行的灭蝗方法，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都是弃之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