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的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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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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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5 02:54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故事情节奇幻诡谲，人物形象生动丰满。其中《劳山道士》、《画皮》、《促织》、《聂小倩》等篇章在民间流传很广，深受人们喜爱。这些故事借鬼狐之形寄寓了深刻的社会意义：或热情讴歌善良美好的人性；或弘扬正义、鞭挞丑恶；或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或反对封建礼教……读之发人深省，进而让人体悟到其中的人生智慧和哲理。
《聊斋志异》是成书于清朝初年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序的故事情节，异彩独放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明珠。它的作者蒲松龄，尽毕生精力，完成这部巨著，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出版后，发现某些讹误需要订正，第二次印刷未及进行，颇为遗憾。兹值该书收入《世界文库》，乃藉机加以修订。主要订正排印错误和个别注条；为了保持原来版面，只作局部改动。补苴罅漏，恐难周尽，尚祈读者多提意见。
又，该书出版时，曾稽考诸本，增补四条“异史氏曰”和四条“附则”。《连城》、《折狱·附则》、《乐仲》、《龙戏蛛》四篇增补了“异史氏曰”；《三朝元老》、《盗户》、《阿宝》、《黄将军》四篇增补了“附则”。《梦狼》篇“又邑宰杨公”一段附则，当时因无版本依据，未列正文之后，而列入“附录”。今参考新近影印抄本《异史》，证明已补者均非妄补，未补的《梦狼》篇附则应作为附则第二，移于正文之后的相应位置。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家族，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家以日落。”(《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
蒲松龄出生前一年，即崇祯十二年正月，第五次人关的清兵攻破济南，积尸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齐鲁。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人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各地抗清力量；压城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然。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睨*，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目，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齐地大乱”、“济南大劫”，清初的“姜壤之变”、“三藩之乱”、“谢迁之变”、“于七之难”，《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竞定例割髀肉为贽(《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俸进者则*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王子安》)。蒲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求伊周，亦复可恻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都流露出此种恻怆的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都开始动摇，“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斋志异》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礼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会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青蛙神》)。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毕竟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以上所述，仅其荦荦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的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遵矩度，盖亦步武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地表达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日”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聊斋》则把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本书收入《世界文库》：“前言”简短，未涉及所出版本。兹扼要说明于书后。
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诸多抄本和刻本。抄本在文字上虽不免有。“鲁鱼亥豕”之误，但无刻本避忌径改之弊。所以我们这个新校本，底本和校本均用抄本，只个别文字讹误参校刻本。这样或可从总体上保持原著面貌。
一九五〇年冬发现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我们这个校本，即以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这半部手稿，作为底本之一。（其中《鸦头》、《云萝公主》虽有残缺，仍以残文为主，用他本补全，作为底本。）其余部分，则采用其他抄本为底本。
《聊斋志异》的抄本，以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和一九六二年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所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最为完整。两者相较，铸雪斋抄本用作另一底本，比较合适。这个本子抄自济南朱氏。济南朱氏抄本，是根据蒲氏原稿过录的本子。钙雪斋抄本“总目”的篇次，虽不尽合该本抄文的实际次序（特别是第四卷和第九卷），们与手稿本及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比勘，则基本一致。因此，我们这个校本，手稿本以外的篇目，决定采用铸雪斋抄本为底本。铸雪斋抄本未收或有目无文的少数篇目，则以山东博物馆藏抄本或二十四卷抄本为底本。二十四卷抄本以及新近发现的《异史》，无从断定其抄录的确切年代。而且其篇次的排列，与字稿本、铸雪斋本“总目”以及山东博物馆藏抄本的现存目录相较，也有差异。因此，尽管都是比较完整的抄本，具有重要校勘价值，但未便贸然以之作为主要底本。
新校本共收四百九十四篇。其中以手稿本为底本者二百三十六篇，以铸雪斋抄本为底本者二百四十三篇，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余下的，以山东博物馆藏抄本为底本者六篇，以二十四卷抄本为底本着九篇。上述五抄本未收而檄见于他本着三篇，作为附录，列于卷末。
关于《聊斋志异》的卷数、卷次、篇次问题，近几年来，学术界曾提出过某些推断，但尚无定论。所以我们这个新校本仍依铸雪斋抄本“总目”所标明的卷数、卷次及篇次。铸雪斋抄本的“总目”所列篇次与手稿本砚存篇目的篇次基本一致，但是铸雪斋抄本分为十二卷，则未必符合手稿本的原定卷数。
我们曾对山东省博物馆藏711号抄本，作过一番简略的考察，觉得此抄本卷册的厘订，可以作为原稿分为八册（卷）的参证。此抄本抄写时不避雍正和乾隆讳，仅避康熙讳。元疑它是康熙年间抄写的。第二卷录有王士禛和张历友的题辞，表明它是康熙四十六年后的抄本。这个抄本现存四册，抄本目录共收二百四十六篇，原文缺少两篇，实存二百四十五篇。这四册抄本，有两册标卷。有《聊斋自志》的一册，目录页标有“志异卷一目录”；而该册正文首页则标为“聊斋志异一卷”，与影印手稿本相同。《王者》篇开头的一册，目录前半残缺，不知是否标卷，但在所录正文的首页，则标有“聊斋志异卷二”字样。据此可以推定，这个抄本一册即为一卷，现存四册即为四卷。这四册所收目二百四十六篇，约当全书之半，全书当为八册，也即八卷。山东博物馆藏这四册抄本，其中有两册与古籍刊行社影印手稿本的第一册和第三册重复。手稿本第一册与此抄本相应的一册几乎完全相同；其中“高序”、“唐序”、“自志”以及所收篇目及篇次，两者完全相同，仅手稿本比山东博物馆藏抄本多一篇《海大鱼》。手稿本第三册与此抄本相应的另一册篇次也完全相同；仅手稿本多出《鸦头》、《孝子》、《阎罗》三篇，手稿本第二、四两册，与山东博物馆抄本另外两册，所收篇目则全不相同。现存手稿本四册和山东博物馆本四册，每册的篇数，大体相当。手稿本和此抄本，这两组共八册的手抄本，重复两册，实存六册。
这六册无有重复篇目，可据以窥见《聊斋志异》六个卷册的原来面貌。这六册共收三百五十四篇。铸雪斋抄本有目四百八十八篇，减去这六册所收，尚余一百三十四篇。按照上述六册平均篇数，此一百三十四篇恰可分俩册。由此看来，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懦学训导柳泉公行述》和蒲箬等《祭父文》，有关“聊斋志异八卷”或“志异八卷”之说，是符合《聊斋志异》卷册厘订的原始情况的。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但是，在学术界未有定论之前，为慎重起见，我们这个新校本，暂仍按照铸本“总目”，分为十二卷。本书依据铸雪斋抄本“总目”排定卷次和篇次。以手稿本为底本的有关篇目，均分别插入该“总目”中的相应位次。
铸雪斋抄本卷内各篇实际次第，有不合于该“总目”者，也依据“总目”加以调整。“总目”未收篇目，凡见于手稿本，且可以推定其位次者，则编入相应卷次。如《牛同人》篇见于手稿本《何仙》之后、《神女》之前，故仍其位次，与《何仙》、《神女》同列于《总目》卷十。手稿本中《海大鱼》篇不见于铸雪斋抄本及其他诸本。其所写内容与《于子游》篇相同。考诸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以及拾遗本等所录《于子游》篇，以之与《海大鱼》篇比勘，两者题材虽然相似，但文字繁简则不相同，故仍然保留《海大鱼》篇，维持手稿本原貌，井因其在《丁前溪》之后、《张老相公》之前，故将该篇列入“总目”第二卷的相应位次。《丐仙》、《人妖》二篇，不见于现存的手稿本及山东省博物馆藏抄本，其在二十四卷抄本中的篇次与在十六卷刻本中的篇次，也有很大差异，无法推定其原来位次，因而暂列于“总目”十二卷之末。
铸雪斋抄本有目无文者凡十四篇：《鹰虎神》、《放蝶》、《男生子》、《黄将军》、《医术》、《藏虱》，《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公孙夏》。其中《鹰虎神》见于手稿本。《放蝶》、《男生子》、《黄将军》（附则为《晋人》）、《医术》、《藏虱》、《公孙夏》六篇，用山东博物馆抄本补配，作为底本。《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七篇，用二十四卷抄本补配，作为底本。
铸雪斋抄本中，《连城》、《折狱附则》、《乐仲》、《龙戏蛛》四篇，均缺“异史氏曰”一段。《连城》、《折狱附则》、《乐仲》三篇，用二十四卷抄本补配了“异史氏曰”。《龙戏蛛》篇，用山东省博物馆藏抄本补配了“异史氏曰”。铸雪斋抄本《三朝元老》篇，无有“洪经略……”一段附则，据山尔省博物馆藏抄本补配；《盗户》篇，无有“章丘漕粮役……”一段附则，据二十四卷抄本补配。铸雪斋抄本《阿宝》篇无有“集痴类十”附则，则根据山东省博物馆藏703号抄本，补配于正文之后；《梦狼》篇无“又邑宰杨公……”一段附则：据《异史》补配于前一附则之后。乾隆间黄炎熙选抄本卷六的《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不见于他本，且均非蒲松龄所作，故附录不收。
朱其铠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