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十一五教师个人科研发展计划(范文)最好是高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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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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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4 23:01
现在的计划，说白了就是场面话，要想申请资金，想靠文学行写的好，没门。领导都没有时间看计划，呵呵！！！
场面话都这里呢！慢慢看吧！
学校要发展，年轻教师任务艰巨，转变教育教学模式，适应新形势、新教材、新课程改革，就必须先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育教学，一切的教研活动也应围绕这一中心开展，面对新课程，新大纲，新形势，要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模式，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实现这一目标，根据市县有关教科研工作相关精神、《抚宁一中“十一五”发展规划》结合本人和学生实际，提出“十一五”发展规划。
一、现状与形势
中国的教育急需改革，不但要改变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改变教学观念，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与学习方法。现在的学生在认知过程中，一味地只追求对知识的认知和再现，没有掌握知识的获取过程及获取技能，缺乏创新精神。
21世纪需要的是全方位、具有创新能力，能够不断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创新型人才，所以，我们的培养目标不能再是那些“高分低能”只是知识的载体，不能灵活运用知识的，驾驭知识的“书呆子”。
抚宁一中具有深厚的教学底蕴，有良好的教学风气，但缺乏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没有享受到其中的快乐，没有对获取知识的过程产生兴趣；缺乏自信，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适应能力较差。另外，新的教学大纲的调整，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启动，也迫使我们必须改变，迎头赶上。抚宁一中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伊始，为振兴抚宁一中，提出几项举措，全面提升教科研水平，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构建具有抚宁一中特色的校本教研，建设和谐的特色抚宁一中校园。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青年教师是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亟待解决：一、思想观念亟待转型，要用丰富的教育理论武装自己；二、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能力差，而广大教师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三、校本教研任重而道远，缺乏全面的适应新教材新课标的课时练习和评价体系；四、建设和谐一中校园，班主任工作能力，工作方法亟待提高，转“事后处理”为“预防为主”；五、教师自身素质也急需提高。“要做一只好桶，才能打出一满桶水”，现代知识技术更新非常快，为适应形势需要，青年教师也必须提高自己。
随着全市教育发展和高中教育发展步伐的加快，创品牌一中，创品牌教师，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
二、十一五期间教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工作。按教育学规律和心理学规律办事，以全面提高自身思想*和业务素质，创建和谐抚宁一中校园，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以学校、教师、学生三者共同提高为重点；创建和谐抚宁一中，打造品牌教师，培养高素质地创新型人才，为学校实现“十一五”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二）总体目标
到2010年，基本完成具有抚宁一中特色的地理校本教材的编写，完成科研课题申报，实施和验收力争取得好的效果。
（三）具体目标
1、转变教学模式，结合新教材，新课标，及地理研究性学习，改变教师的单纯的教，学生被动地学，培养学生自主性，研究性的探究式学习方法。科研课题地理教学“研究性学习”的探索与研究，申报，实施并通过验收。地理研究性学习，重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形成乐于研究，勤于动手，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研究性学习所达到目标：获得亲身参与和研究探索的体验；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学会分享与合作；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研究性学习三种组织形式：小组合作研究，个人独立研究，个人研究与全班集体讨论相结合。实施研究性学习对于改变学生学习方式，促进教师教学方式转化，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2、结合新教材，新课改，构建具有抚宁一中特色的地理校本教材，及相应的教学模式。
3、自身业务和教学以及科研水平的提高与发展。
三、十一五期间教科研工作主要任务
1、 认真学习掌握新课改精神，转变旧的教学观念。结合地理教学实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探究性学习。
旧教学模式下培养的学生，能够快速完成已知题目，但对于为什么这样做，了解很少，考试中出现的新的题型，新的观点，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则表现出更多的是茫然。信息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单纯的获取已知知识，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因此，我们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必须转变过去只传授知识，忽视技能的传授，只注重知识的结果，轻视获取知识过程中解决问题技能的培养。在新课程标准下，认真探究新的教学模式，满足不同学生的认知需要，使学生在认知过程中获得多方面的体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
（1）认真备好每一节课，每一节课都要有知识的目的性，技能的目的性；
（2）要备好每一个学生。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不同，知识、技能水平不同，要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长，就必须备好每个学生；
（3）学会引导学生。要让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对学生的观点不急于给出评价，让同学讨论，教师从旁引导，最终获得正确结论。在讨论探索中，逐步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地理研究性学习是开放性学习，不拘泥于课堂的形式，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进行师生、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满足其个性发展需要。
地理研究性学习方法用2-3年试验，第4、5 年全面推广。
2、 进行校本教研的构建及校本教材的编写。
为适应新的教学大纲和新课程标准改革，适应新形势，适合抚宁一中的学生，教师要先行，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认知体验，分级编写适合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的教材，并将研究性学习融入教材之中。
第一年， 完成高一会考练习，逐章节，课后练习，课堂小训练。
第二年， 目标高考，培养学生地理思维，以地理方法分析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根据这一目标，完成选修教材的配套练习，查找编排相应的课程的课件及模拟考题。
第三年， 高三一轮复习电子教材的编写及相应的习题
第四年， 完成高三二、三轮复习用电子教材的编写，进行新的地理课程标准下的评价体系地探索；
第五年， 收集编辑整理，高中地理相应课件，模拟试题，总结、利用新的地理评价体系。
五年时间基本完成校本教材地编写，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要教学方法，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形成独立完整的地理评价体系。
3、自身素质的提高
只有具备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信息时代要求教师成为“长流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内涵，提升自己的品味。只有适应新形势，具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育出优秀的人才。为提高自身素质，拟定在三到五年内对教育理论、地理学系统知识，进行深入学习钻研，灵活掌握各种先进和教学手段，充分掌握信息技术，并应用于教学。
机遇与挑战并存，“十一五”期间，是我们迎头赶上，并超过对手的大好机遇，在市县教委领导下，抓住机遇，提升自我，创造品牌。学校已为我们年轻人规划好了蓝图，我们一定会抓住机遇，脚踏实地，按照学校“十一五”教科研规划，自己的“十一五”发展规划，按部就班，认真完成，与学校同发展共提高。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4 23:02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4 23:02
在辛亥*时期新旧交替的总体格局之下，学术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活跃场面。如果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近代学术新潮还处于萌芽状态，那么，20世纪初期的10余年间则破土而出，初步勾画出了近代学术文化的风貌，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间最突出的表现：一是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二是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三是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时期的学术水准。这四个方面的交织运作，使辛亥*时期的学术多变、多元、求新，而较少传世的经典佳作。
晚清的学者多具有较强的反传统意识，对固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常持批判态度，而注重吸收和应用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新学去从事学术研究。上海《广益从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无一真切实用”，尤其是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塞民之智，弱民之力，使天下之士，悉出于空疏无用之一途”。“西儒之言曰：非正义无以谋利，非明道无以计功，此天下之公理也。而董仲舒则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世泥其说者，至薄事功而不言，浸淫既久，遂开宋学空谈之先声”。所以，要振兴学术，首先要学习西方，抛弃空谈，“倡明实用之学”。[1]（第68号）严复则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大力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研究方法，一面批驳旧式的学术传统，呼吁改革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严复看来，无论是讲义理的宋学还是重考据的汉学，都缺少科学性，于事无补。他尖锐地批评中国学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他认为，“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第1册，P45）为了传播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严复在辛亥*时期翻译了8部欧美学术名著。*日本的梁启超则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他讲他在日本所汲取的新知，如临山荫道上，“应接不暇”，甚至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1902年后，梁启超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以近代学术大家的姿态驰骋于中国学术界了。章太炎和王国维同样深受西学的影响，而且善于创造性地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化，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总之，历史推进到20世纪初年，有头脑的学者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新自己的学理。鸦片战争后60年间那种关于是否应引进西学的激烈论争已经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怎样引进西学以及如何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过程当中创造新的学术。对此，王国维在1911年《国学丛刊》的发刊词中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未尝知学者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讲授之西学也”。[3](P72-73)
王国维在这时强调的是，中西、新旧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中国学术只有在中西贯通和融合中才能有新的发展。这表明，在辛亥*以后的学术界，只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才可能是时代的弄潮儿。王国维等人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西学素养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优势，以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诠释中国古典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学术具备了近代气息，焕发出新的生机。梁启超关于中国学术变迁大趋势的思考以及对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的研究，成为20世纪初年学术界中一大亮点。章太炎以近代理念重新研究古代经学，对《春秋》、《左传》、《易经》、先秦诸子学以及汉学、玄学、宋明理学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在日本办国学讲习班，新论迭出，使鲁迅等一批热血青年为之倾倒。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等西方学人的哲学观点和新的治学方法后，在哲学、红楼梦、教育学、古代诗词等领域的研究中成果卓著。严复虽然较少有关于古典文化的学术专著，但他在翻译西方学术经典时所写的许多按语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辛亥*时期出现的这种以新观点、新方法重新考察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新动向，不仅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面貌一新，而且影响久远。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学术研究以及30年代的新儒家等，基本是沿袭着这个套路走过来的。
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是经、史、子、集，基本服务于传统的文史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仅单纯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史子集的分类也遇到了挑战。随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一批新学堂的涌现，一些新的课程如物理、化学、西医、外语等首先出现在教学当中。到了20世纪初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和扩建新学堂的情况下，传统的文史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史学*”和“文学改良”，也涌现出不少近代的新学科，从面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格局。洋务时期的“格致学”逐渐演进为自然科学，在学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西方社会学也传入中国，为人侧目；西方哲学被引入，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也问鼎中华，被学者看好；其他如*学、法学、军事学、地理、天文学等也渐渐萌发了。辛亥*催生出一批近代新型学科，这不仅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起了较大的分解作用。这应该是辛亥*时期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
辛亥*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为了“匡国济世”，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大局。上海的《新世界学报》鲜明地提出学术要为*服务，为国家尽“匹夫之责”的观点。其《序例》明确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学。学者，所以学政也，虽然吾不敢言政。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其尽匹夫之责欤！”[4]（1902年第1期）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民初带有普遍性，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主张从学术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时的史学、文学、*学等，无一不是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即使像章太炎、邓实等人关于“国粹”的研究，也是为了“激动种性”，服务于“反清*”的*斗争。辛亥*时期的许多小说，如《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对应地找到，个别人物的名字还使用了谐音。这种立竿见影式的学术创作，确实对改革现实、发动*具有促进作用，但却*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学术研究在较低的水准上徘徊，难以产生传世精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到办洋务，再到变法维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学”，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式的*任务，也就是将学术和*等同起来。所以，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多数是*家或思想家。辛亥*时期的学术泰斗，除了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之外，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基本都是*家或思想家。这就使学术上的功利倾向无法逆转了。事实上，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学术文化转化成服务社会的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才会水涨船高，功效显著。近代学术忽视高深的纯学术研究，总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浅层次上重复，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国向西方文化的学习问题百出，难以摆脱困境。
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第5册，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他*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他写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3](P67)
王国维虽然是在评论古诗时以词人的名句讲这段话的，但他强调的是学术创作时境界的极端重要性。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诚然，这里着重讲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出的新结论。王国维认为，只有有大境界，才会成大学问家。
总而言之，王国维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推进了辛亥*时期的学术更新。他们虽然切入点不同，学术风格存异，但在突破旧传统的束缚、传播近代学术研究理念、推广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时期学术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这里。
二
“史学*”和“文学改良”是辛亥*时期学术更新的两朵金花。“史学*”对传统的旧史学加以揭露和批判，用进化的理念、综合和演绎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叙述中获取新意义，求得新观念。“文学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史学*”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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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4 2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