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记》成书于何时?何时传入中国?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7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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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行纪》 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行纪》、我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世界著名的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正是《马可波罗行纪》这样一部介绍中国文明的奇书，使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深受影响，导致了他开辟由欧洲到美洲航路的壮举。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1月，在他十七岁那年，和他的父亲尼格罗（Nicholo）与叔父玛菲奥（Maffeo）在家乡启程，在地中海东岸阿迦城登陆后，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经过两河流域、伊朗全境，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行程，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此后又到达大都（今北京）。他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从此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奉使云南、江南等地，游历几遍中国。后因伊利汗国阿鲁浑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去波斯。完成使命以后，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的比萨人鲁思娣谦（Rusticiano）笔录成书。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指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不少遗漏，如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年）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曾指出波罗遗漏了诸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汉字等足以反映中国特色的事物。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其《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一文中，再次提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没有提到中国茶叶和汉字以及他自称任官扬州、贡献投石机协助攻陷襄阳等说法，或无史料支持或被证明错误，认为人们有理由据此对波罗一家长期居住中国的说法产生怀疑。7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英美学者发表了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和反驳。辩论双方主要有英美方面的海格尔（John Haeger）、克鲁纳斯（Craig Clunas）以及伍德（Frances Wood），而中国方面则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杨志玖教授为代表性人物。对于怀疑论者的怀疑和否定，杨志玖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的辩驳。他将怀疑者的怀疑论据归纳为以下四点： 1、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考证的材料。 2、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未曾提及，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 3、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陷襄阳、蒙古王世谱系混乱不清等。 4、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抄来的。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怀疑论据。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最大质疑就是在整个蒙元时期的历史典籍中，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他的记载，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在中国旅居过，只不过是他的一些故事和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相符而已。杨志玖教授早年发现在《永乐大典·站赤》中有关波斯汗王阿鲁浑派遣三位使臣向中国皇帝请求赐婚的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相符合，而马可·波罗本人说他就是为了护送公主而离开中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史籍中波斯使臣的名字和游记中马可波罗所记得完全符合。对于这一材料，学术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和马可·波罗有间接联系的文献。这也就成为了肯定论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成为怀疑论者攻击的挡箭牌。可是怀疑论者认为可以肯定求婚确有其事，游记所记述的这段故事也是真实的。但是这段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因此不能说明他一定参与其事，所以不能由此引伸出马可·波罗曾经旅居中国。杨志玖教授却认为：“这篇公文（《永乐大典·站赤》）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此文即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不会太高贵” 。向达教授也表明了相近的观点。确实元朝来中国的西欧人多如牛毛，中国的史料不可能都加以记载。即使被记载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有可能佚失的。元代的文献流失的情况是最严重的，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了一条史料，作为马克·波罗真的到过中国的证据。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八国联军将《永乐大典》毁坏的更彻底的话，今天谁还可能发现它呢？ 1865年，颇节认为马可·波罗就是1277年4月2日的枢密副使孛罗。这就是的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外学者都受这一论断的影响，将Marco Polo译为孛罗。这些都是文献中颇节的依据所在：1、《元史》卷七世祖四至元七年二月丙子 “帝御行宫，观刘炳忠、孛罗、许衡及大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 至元十二月申朔 “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动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大夫孛罗兼大司农卿。安童言孛罗以一臣兼领前无此例。有旨：“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比，其今孛罗总之。”；2、《元史》卷八世祖五至元十二年夏四月 “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3、《元史》卷九世祖六至元十四年二月丁亥 “以大司农、御史*、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慰使，领侍仪司事。” 这一论断的最初提出时确实让人为之鼓舞，可是很快它就被证明为伪证。但从时间上推断，三个文献记载的时间分别是1270年、1275年、1277年，而那时的马可·波罗正在往中国的路上或者是初来乍到。根本不可能会获得如此的重任。另外笔者在翻阅《元史》时也发现了其他的材料：：1、《元史》卷九世祖六至元十三年秋七月甲寅 “赐诸王孛罗印”；2、《元史》卷二零五延佑三年三月 “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饮署官各六员，并兼周王常侍府。” 三月壬申 “鹰坊孛罗等扰民于大同，射拘还所奉玺书。禁天下春时田猎。”由此可见，“孛罗”一词在元朝时是很频繁出现的，材料有限，不敢妄加推测，不过依据《元史》的材料我认为“孛罗”应该是蒙古贵族的一个姓氏。另外关于马克·波罗的争论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笔者能力有限，只好等我日后慢慢到来。马可·波罗（Marco Polo）至少有过7个汉译名，因为能力和条件所限，不可能查找全部原文，现在所列的只是现有资料互相比对的结果。1853年，香港英华学院《西国通商原委》译为“马歌坡罗”；1874年，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译为“博罗玛格”；1913年，魏显、林纾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译为“马哥博罗 ”；1929年，张星烺翻译的《马哥孛罗游记》译为“马哥孛罗”；1936年，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译为“马可波罗”。另外还有“马可孛罗”以及现在的“马可·波罗”。其中前六个译名都是按照中国人汉族人名的习惯将姓和名合并，这样比较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这样的译名让读者难以了解“马可波罗 ”那个是姓那个是名。所以我建议除本人意愿或约定俗成作为例外对待以外，还是采用“马可·波罗”的规范译法。马可·波罗的游记多被译为《环宇记》或者是《马可波罗游记》，但我用的是冯承钧先生的版本，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出版，故称之为《马可波罗行纪》。杨志玖：《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八》，站赤：驿站。公文如下：（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千兀鲁解、阿失必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遣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第十七章尼古剌玛窦马可之求大汗放还本国 “因是阿鲁浑遣派贵人曰兀剌台（Oulatai）、曰阿卜思哈（Apousca）、曰火者（Coja）三人，携带侍从甚盛，往大汗所，请赐故妃卜鲁汗之族女为阿鲁浑妃。”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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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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