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睢中窃窕淑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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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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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5 00:01
《关雎》是《诗经》的压卷之作。自先秦起，《论语.八佾篇》便有记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上博简《诗论》则从“色”、“礼”等方向偏重论析了《关雎》的诗本义。及至汉代，《诗经》初步奠定经学地位，《关雎》一篇更愈发受到学界从诗教、乐教和女教等多重维度的关注。两宋时期，苏辙、朱熹等学者加注《诗集传》、《诗序辨说》，形成了长期与尊序派对峙的废序之声，并分别从“情”、“理”等角度为《诗》添注。因而两千多年来，有关《关雎》释义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而诗中的“窈窕淑女”的形象，也因被历代学者延引为理想女性的典型而盛传于世，千年不衰。
本文就将从先秦、汉、宋的典型注本出发，结合历代审美标准，对《关雎》中“淑女”这一对象的内涵及其形象作简要分析。
一、“淑女”形象的内涵所指
古人对《关雎》“窈窕淑女”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后妃为代表的贤德女子;二是指贤人。在封建诗教的背景下，《关雎》一诗的教化作用一直盛于其抒情作用。及至近现代，视其为纯粹表达男女恋慕的情爱诗的说法方才逐渐兴起。
(一)后妃说
先秦《毛诗序》最早记载:“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始指称《关雎》中的“窈窕淑女”为可以“风天下”的后妃。而此种说法也在后世汉唐学者间得到了最多附会，成为学界认可的主流说法。
与近现代学者从“诗本义”的角度，偏重理解《关雎》中的抒情价值不同，《诗序》主要采用陈诗义、用诗义与赋诗义等手法对《诗经》进行理解，解读的视角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自春秋时期起，孔子即赋予《关雎》一篇以极高评价，认为其在诗歌与音乐方面都建树斐然。《韩诗外传》卷五中记载，子夏曾询问夫子，《关雎》何以为《国风》之首，夫子回答，盖因《关雎》之道为“天地之基”，“王道之源”，《六经之策》悉皆“取之乎《关雎》”，可见《关雎》“正人伦而立纲常”的教化作用。而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即将孔子命定的官学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奉为教化正典，《诗经》举足轻重的经学地位得以稳固建立。诗学礼教，讲求“以礼节情”，以道德为主要命题，故尔《关雎》不是单纯的爱情诗歌、而是美贵族婚姻的教化范本的解读基调得以确立和流传。
而诗学发展至宋代，依据先前《诗大序》的猜测①，学者们又对“淑女”所指称的后妃形象进行了具体对应的阐释，认为这位德仪天下的贤妃即为周文王之妃大姒。欧阳修称谓此诗曰，“述文王大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而朱熹亦在《诗集传》中进一步明确，《周南.关雎》“女者……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将“淑女”形象进一步具体化。这与毛诗序《二南后妃夫人说》中认为《关雎》只是赞颂“周家世有妇德，而非专美大姒”②的论点是截然不同的。
(二)贤人说
求贤说并不是《关雎》解读中的主要说法，但却是历代注本中都有所体现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声音。《韩诗》中将“君子好逑”直接记载为“君子好仇”，而学界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这与《周南.兔置》中:“肃肃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中的“好仇”是同一个词。而《兔置》中的“好仇”意为“腹心”，是指公侯的知交心腹，在职能上与武夫相对，因此“好仇”所实际指代的对象是公侯身边的文臣或是贤人。而上博简《诗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时期抄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种皆有重要批注，称《诗经》是“(以)色俞(喻)于(礼)”，认为诗歌中思色即是思礼，“淑女”之为女色，实际是指代贤臣，这种手法与楚辞中以“香草美人”隐喻名士大夫的用法是同理的。因此《关雎》一篇并非爱情诗，实际为君王求贤诗，而“淑女”则是令君王梦寐以求的治世贤人。
《礼记.曾子问》中记载，“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肆亲也”，即婚姻嫁娶举行仪式时，现场是禁止奏乐的，这与一些学人认为《关雎》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指君王求爱于有贤德品行的淑女，先以琴瑟向其示好，再以钟鼓明媒正娶的猜想相悖。再者，“钟鼓”之乐在古时是“大乐”，并不用于婚丧嫁娶之事，而只有宴宾、祭祀等重要场合才会出现。参见《周礼.乐礼》“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而这种说法也与君王礼敬贤人的解释相吻合。
二、“淑女”之德
由于中国古代文坛多将《毛诗序》中的“后妃之德”视为“淑女”这一理想女性的重要标签，认为“窈窕”用以描述其形容风貌，而“淑”则意在赞誉其德行贞操，因而学界对于“淑”字的阐释也可谓众说纷纭。
《说文解字》记载，“淑，清湛也”，而“淑女”则可引申为如水般清澈美好、温柔娴静的女子，在德行方面需有“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至真至纯之性。而这与先秦时期社会对于后妃的期许一致。人们认为夫妇之间应相敬如宾，有礼有节，而佳偶则必须符合温柔敦厚，谦恭贤惠的标准，对于女子而言，知书或可不必，然而答礼一定要之。
而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则对“淑”字的标准给予了更为明确的注释。他称，“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能事君主、达到举案齐眉、“夫妇和谐”的境界，是为其一;忠贞美好，能够做到上行下效，为天下男女表率，是为其二;时刻以为君王分忧、为社稷求贤为己任，克己守礼、礼贤下士，恪敬职守，将后宫操持有度，是为其三。从这孔颖达的观点看来，古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不仅其自身需要具备质朴、善良、美好的品性，对外还需有“辅助之德”。与之相同的观点还有《诗序》中，“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一说，认为贤德的淑女能够“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真正做到以德事人，而不是以色事人。这也不失为是孔子所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要义。 除此以外，笔者亦发现，古代对于达官显人的妻子的诰封亦存在“淑人”一说。学界一致认可此处的“淑”为“善良”之意，与相貌无关，而专指品行。坊间亦曾一度有“后妃求贤”之说，认为《关雎》中的“淑”字指称的是后妃为君王广募贤娴，敦厚无妒之德。后被否认，认为只是郑笺误读《诗序》中“忧在进贤”一句所引发的误会。“忧在进贤”，本义仍是指后妃心系黎民苍生之贤。
最后，南宋的朱熹在《诗集传》中综合前人的多种观点，对“淑女之德”给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称:“盖德如雎鸠，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侧，琴瑟钟鼓，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诗教言传，讲求“发乎情而止乎礼”，朱子认为这是对于后妃之德最恰当的评价。雎鸠之德在于“挚而有别”，而淑女之德亦是如此。《关雎》虽以男子追求梦寐以求的女子的情爱诗的面目示人，但隐喻的是夫妇之间琴瑟和谐的关系。而与古时女子而言，出嫁从夫，如何事夫才是她们德行修养中最重要的课题――在父母家中，则“志在女红之事”;出配君子，则“辅佐君子求贤审官”、且“内有进贤之志，却无险陂私谒之心”③，和乐贞静、宜室宜家。诗人以“关雎”的形象作比，也正是暗示，只有德如关雎，能做到“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④的贤淑女子，才可配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君王佳偶，即淑女的原型――贵族婚姻中的后妃形象。
三、“淑女”之貌
不同于“淑”字指称女子善良品性的共识，历朝历代的注本中对于“窈窕”的注解颇为模糊。“窈窕”，形容的是女子的体态风流之美，然而具体形容如何，却在各个朝代的不同审美判准下发生了分歧。
先秦时期的《毛诗序》将其注释为“幽闲贞静”，此时解读侧重的是对淑女形态举止的描写。恰如《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一般，“淑女”在水边静静独坐，气质矜持闲静，这样的解读深合儒家“敏于言而慎于形”的标准，“窈窕淑女”即是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礼教中人。而其余同时代的注本释义则相对宽泛――《集疏》中将“窈窕”解释为“好貌”，与《鲁说》一致，泛指女子貌美。而《毛诗正义》记载“谓淑女所居之宫窈窕然”，认为“窈窕”的描写对象是淑女所居住的处所，“窈窕淑女”指的是居住在幽闲清静的环境中品德美好的女子。而《方言》中则综合才貌两方面，统称其曰“美心曰窈，美状曰窕”。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对于“淑女”外貌特征的考据也仅能止于“貌美”的定义。
发生分歧的焦点是后世关于“貌美”的不同理解。首先，依据先秦时期的审美风格，我们不难猜测出，体态丰满、高大健康是当时人们评价女子貌美的重要标准，如《硕人》中描述的“硕人其颀”;而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描写看来，明眸善睐，开朗灵秀，亦可视为当时女子“貌美”的依据。而作为最接近《关雎》创作年代的时期，相较后世的一些流变，先秦时期对“理想女性”的审美应当更接近“淑女”形象的本来面貌。
然而，随着审美风尚的改变，后世对于“窈窕”二字的理解也发生了迁移。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瘦”，逐渐发展为汉代飞燕合德一般金盘起舞的“轻”;从魏晋南北朝广袖飘飘、遗世独立的风神俊秀，及至唐代珠圆玉润的体貌与相对宽松的衣饰，再至两宋理学兴起后对女子样貌古拙质朴、雅致清秀的审美判准……“淑女”这一理想女性的形象一直在不断变化。而在明清的坊间小说中，甚至出现了对“淑女形象”更为大胆、也更富想象力的描画。魏子安所撰《花月痕》的第二十一回里写道:“《古今注》文王掣平头髻，昭王制双裙髻。又《妆台记》文王于头上加翠翘，傅之铅粉，其髻高，名曰凤髻……这样看来，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风流的人，所以《关雎》为全诗之始”，女眷丫鬟之间大胆猜测文王所好的“窈窕淑女”是一位梳高髻、掣发钗的美人，这也是时代审美所赋予“淑女”形象的不同魅力、不同风姿。
四、结语
“窈窕淑女”这一形象是《关雎》一篇、乃至整部《诗经》中至关重要的意象。与其形貌之美相比，历代注释中更为统一、也更为突出的是其“德行之美”，即以后妃为代表的女子身上所具有的善良、温厚、贤德的道化礼教。而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于《关雎》的解读则又突破了以上所探讨的教化标准，向其内在的抒情性不断生发。因而对于“淑女”形象及其主题意蕴的讨论仍将作为《诗经》中一个永恒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被发展、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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