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郎官制度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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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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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08 21:57
今日在读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时，在其论述汉代阶级之时，在注中提到“郎官”的相关问题。感觉非常有意思，故而引述出本论。
我甚至认为“郎”字是假借“良”字而来的，若再往上追根溯源，公卿的“卿”字也是良的一种，亦即“卿”字的中间就是“良”字，它是地方自治体--乡的代表者...如果进一步想象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国家的祭祀中列于门中两侧廊下的士就是郎，而集合于外庭的应是庶民。因为“卿”字中间是“良”字，所以，卿应该是良之特殊者。
关于这个问题，宫崎市定在其他文章有论述，然没有中文翻译本，故不得查，但是，从上面文字可以观察到两点：1.郎，作为官职的存在，是由“良”而引出，包括“卿”，同时卿与乡--地方自治体相关。2.“郎”与“廊”相关，主要体现在国家祭祀活动中所处的位置。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这个角度引申，符合古代的宫廷*。
九品官人法研究
9.2
[日]宫崎市定 / 2008 / 中华书局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按以郎为男子之称及官名者、皆良之假借字也。”也可对第一点得到印证。关于第二点，《说文解字》 无 “廊” 字，北宋徐铉新附 “廊” 字，并认为 ，“廊 …… 汉书通用郎”，即认为 “郎” 是 “廊” 的省文，这种说法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但是与祭祀是否相关，并没有相关的直接证明，不过宫崎氏的猜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于郎官，在战国之际就已出现 ，在《韩非子·孤愤》中：“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起初为天子左右的近侍，到了战国末期 ,郎官对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如公孙衍、李斯等皆以郎入仕而封侯拜相。
秦汉郎官 “入奉宿卫，出牧百里”，既是皇帝的侍卫近臣 ，又是*和地方各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因而汉董仲舒说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 中郎” 。其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
按秦汉的宫省制度 ,帝王所居可分为宫中、 禁中，那么对应起来，郎中给事禁中者为中郎 ，给事宫中的称郎中，给事宫外者为外郎。统称所谓三郎 。即中郎、 郎中、 外郎也。三郎由上隶对应的朗将，朗将及郎中由郎中令统一管辖。
而郎官制度的盛行却是在汉武帝时期，提别是汉武帝实施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中外朝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君主*，因此在皇帝身边亲信侍卫这些近臣，开始以补吏的形式获得枢机要地，且掌管实职 ,一般初补高一级的内朝近卫侍官。如东方朔以常侍郎补太中大夫给事中。因此，随着郎官的人数的增加，其分工也指向越发明确，即名目更加多样化，伴随着的是管理*的完善，同时，其分管的职能也比以往更加复杂。
汉武帝在汉初 “三郎” 的基础上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把中郎一分为三，包括中郎及派生的议郎与侍郎，并相应地设置了三中郎将 ，即以五官中郎将统中郎，左中郎将统侍郎，以右中郎将总议郎，以此构成新的三署郎，成为文职郎官的主要去向。其二，将郎中一分为二 ，遂有车郎、 户郎，分隶属车郎将和户郎将，这部分*意义不大，成为类似于行政后勤部门。其三，为加强*的宿卫力量和对付匈奴战争的需要 ，去掉外郎，以期门、羽林代其职。在后世，期门更名为虎贲，其与羽林几乎成为历代王朝近卫军的称谓，是为武职郎官的主要去向。其四，改制郎中令为光禄勋，统管所有的郎将及诸郎。
这项改革之后，三署郎成为官僚候补人员，他们等待着被派往需要的地方，成为人才储备池，即所谓的“郎出治百里”，比秩三百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成为成为郎官。
在汉代，还残留着朴素的平等思想，连宰相的儿子也要承担守卫国境的徭役义务，一年三天，并不像后世可以通过金钱或者家世得以豁免。但是，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存在一定的特权阶层，上文所述的郎官便是庶民与士族的明显区分，庶民出仕，从*做起，大部分人通过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努力只能做到令史，比秩百石。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郎官呢？
在宫崎氏的论述中，基本有四类：1.具备良家子资格。包括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及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上流阶层弟子中选拔武艺高强者为“郎”，去向多为期门、羽林。2.根据父兄的官职可以推荐，即“任子制度”，父兄若为两千石，即为公卿，任期满三年可推荐一名子弟为“郎”。3.依据入赀情况，也就是后世的捐纳，若逢灾年，捐纳谷物六百石或钱财三十万者可为郎。4.根据学问，如果是侍奉大儒的门人或者举孝廉考试合格者，亦可为“郎”。
前两者主要反映出身，第三者反映家世，而第四点，看起来给寒门留了一条路，可举孝廉在实际操作层面并不是能够正儿八经地选拔人才。因而，郎官毫无疑问是上流社会子弟为官的第一步，对于普通庶民来讲，实在遥不可及。
后来 ，郎官由内廷走向了外廷。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复杂演变后 ,遂在隋唐完成了由内向外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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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08 21:57
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不载秦有主持上计的官吏。张晏注《汉书》中的上计时，认为“汉旧郡国丞、长吏(史)与计吏俱送计也”，意即上计制度只是汉代之旧制。杜佑在《通典》中也说:“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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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同样把上计制度说成只是“汉制”。又《后汉书?庞参传》王先谦《集解》引《通鉴》胡三省注云:“汉郡国岁举茂才、孝廉，与上计吏皆至京师，岁计之日，公卿皆会于庭”，也把上计制度单纯视为汉制。还有孙贻让《周礼正义》说:“汉时，谓郡国送文书之使为计吏，其贡献之物，与计吏俱来，故谓之计偕物”，显然也认为只有汉有上计制度。所有这些，无一不认为上计制度为汉制，无一人及于秦制者。唯有孙楷之《秦会要》卷十四《职官》部分，列有“上计”一目，但其下所列两条内容，却有一条为东汉之制。徐复之《订补》虽然指出“上计之制，六国亦有之”，而其证据仅三条，且无一及于秦制。由于这些原因，以致旧版《辞源》“上计”条，直谓“上计，汉制，郡国每岁遣诣京师，进计簿，谓之上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