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州始建于何时?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9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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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沈州始建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唐代说、渤海说和辽代说。这个问题对沈阳历史十分重要，所以在此略作考述。

金代王寂的误导唐代说实际上来源于金代*王寂。王寂，字元老，蓟州玉田人，金天德二年（1150年）进士。明昌元年（1190年）二月十二日至四月七日，他来辽东路检查刑狱，并以日记的形式将一路所经之地、所办之事、所作之诗文辑录成《辽东行部志》一书行世。书中记载，他二月十二日从辽阳出发，当天住在沈州。对沈州他有如下一段记述：“沈州在有唐时尝为高丽侵据，至高宗命李东征，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领辽东，其后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实今之沈州也。又韩颖《沈州记》云：‘新城即沈州是也。’至于唐李不能勤远，辽东之地为渤海大氏所有，传国十余世，当五代时，契丹与渤海血战数十年，竟灭其国，于是辽东之地尽入于辽。”王寂将沈州说成是高丽的新城，显然是错误的，新城在抚顺高尔山山城，这几乎已成定论。

王寂的这一观点来自韩颖的《沈州记》，不过王寂并没有说韩颖是哪朝人，而有人从《全唐文》中查到唐肃宗时有一位韩颖，是历算家，曾任太子宫门郎、知司天台事，改革过历法，就认为《沈州记》是唐朝这位韩颖所写，于是沈州就应该始建于唐代。为了证实这个观点，有人又将沈阳故宫前面的石经幢（俗称大十面）拿来作证据，说经幢是唐代遗物，上面刻有“唐开元三年”和“沈州”等字，证明唐代已有沈州。其实，上述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历史上重名的人很多，唐代有一位韩颖，《沈州记》未必就是他所写，况且《全唐文》中并未收录《沈州记》。其次，已有多人考证，故宫前面的石经幢并非唐代遗物，上面也没有“唐开元三年”字样，而是“唐开元三朝”的误识。这段铭文应该是“唐开元三朝灌顶国师”，它是唐代高僧不空的封号，这段文字是说经幢所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采用不空的译本。经考证，“沈阳石经幢的相对年代应在辽末天祚帝时期”，它既不是唐代雕造，当然就不能作为唐建沈州的证据，唐建沈州说自然就不能成立。再次，从唐代辽东形势分析，唐朝也不可能建沈州。公元668年，唐灭高丽以后，在高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下辖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从现存名称来看，这些府、州、县都是利用高丽旧城所建，并没有新建城邑。不久，安东都护府就开始不断地迁徙，唐对辽东的实际控制力逐渐弱化，在这种形势下，唐朝怎么会在辽东新建沈州呢？

沈阳辽代石经幢（大十面）

渤海与沈州渤海建沈州说，首见于《辽史·地理志》：“沈州，昭德军，中节度。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故县九，皆废。太宗置兴辽军，后更名。初隶永兴宫，兵事隶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二。”这里把沈阳说成是挹娄故地，渤海在此建沈州，都是错误的。要说明白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渤海国。渤海是唐代靺鞨在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其最盛时期，疆域南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之龙兴江）为界与新罗接壤，北达今鄂霍次克海，西与契丹为邻，东到日本海（包括今库页岛在内），“地方五千里”，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被誉为“海东盛国”。渤海立国二百年，公元926年，被辽所灭。

据考证，渤海南部的疆域当自今鸭绿江右岸大浦石口（泊汋口）起，西北经清原，到今开原及辽河东岸一带。沈阳地区从未入渤海版图，所以，渤海不可能在沈阳建沈州。挹娄为虞娄之误书，虞娄故地不在沈阳，而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不过，据《元一统志》记载，在渤海六十二州中确实有沈州：“渤海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领定理、平邱、岩城、慕美、安夷、沈水、安定、保山、能利九县。”《新唐书》将沈州作潘州，“或以形似而误”。渤海沈州下辖沈水、安定、保山、能利四县，沈水为沈州的依郭县，由沈水县的名称来看，其附近一定有名为沈水的河流流经。

渤海沈州既然没有建在今天的沈阳地区，那么为什么《辽史·地理志》却说辽代沈州是渤海所建？辽沈州与渤海沈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辽太祖灭渤海后，鉴于渤海社会发展比较先进，就因地制宜，采取了因俗而治的办法，建立了封国式的自治政权——东丹国，继续采用“汉法”进行统治。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政东丹，赐天子冠服，年号甘露。将首都忽汗城改为天福，设中台省，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这一切安排好了之后，阿保机便于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五月班师回朝，不料在途经扶余府时，突然病逝于营帐。朝中由皇后萧氏摄政，“权决军国事”。耶律倍闻悉太祖病逝，急忙赶往行营奔丧，扶梓宫回上京临潢府。

渤海上京城石灯幢

太祖死后，耶律倍作为长子和太子，本应继承皇位，但其母应天皇太后欲立其弟耶律德光。耶律倍屈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这样，耶律德光即皇帝位，是为辽太宗。此时，东丹左大相迭剌已去世，右次相耶律羽之把持了东丹的大权。太宗即位，他上表建议东丹南迁，表文对东丹建立后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渤海虽然灭亡，但其旧制未改，社会基础未变，如果使其“遗种浸以番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因此建议“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并具体建议将其迁徙到距上京较近的“梁水（今太子河）之地”，这里“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他们“必安居乐业”。耶律羽之的分析有理有据，建议切实可行，正合太宗的心意。因为东丹南迁还可以削弱人皇王耶律倍的势力，对耶律德光巩固皇位极为有利，所以，太宗欣然采纳了耶律羽之的建议。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十二月，乘人皇王还在皇都。耶律德光即派遣耶律羽之将东丹迁至东平（今辽阳市），并升东平郡为南京。

这次渤海遗民的大规模南迁，除了“尽迁其民”之外，还将国都迁于辽东故城，渤海各州县也随之南迁，侨置于辽东各地。这些渤海州县南迁后，多数仍用渤海旧名，少数改用新名。据金毓黻先生统计，渤海共有四十二个州迁到辽的东京道，其中有二十四个州仍用渤海旧名，十八个州改用新名。而元代修《辽史》时，已不了解这种变故，所以多将这些州县说成是渤海建，或说成是渤海某某州（府、县）。实际上，这些所谓渤海某府州县者，都是原渤海某州县迁到了这里，并非原建于此。沈州正属于此种情况。

《辽史》编撰之草率，错误之多，为学术界所公认，其中《地理志》东京道尤甚。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把东京道原有州县的建置沿革和南徙的渤海州县的建置沿革分辨清楚，对于渤海州县的南迁经过只字未提，而是糊里糊涂地将两种材料拼凑在一起，把辽东原有的州县也都说成是“渤海故地”。《辽史》的这一错误对后世影响很大，《金史·地理志》《元一统志》《元史·地理志》《辽东志》《钦定满洲源流考》等书皆重蹈其误，难怪后人搞不清楚了。

辽太祖建沈州综上所述可知，沈州不是唐所建，也不是渤海所建，实际上沈州建于辽神册六年（公元921年），这在《辽史·太祖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载。这年十月，后晋新州防御使王郁率本部兵马投降了契丹，于是，耶律阿保机率大军大举南侵。“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同年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辽史·太祖本纪》资料来源可靠，是可信的。建于同时的还有沈州下属的两个县：“乐郊县，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后更名。灵源县，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由此可知，这两个县也是移民所建，而且最初的县名也是用的移民县名。

沈阳出土辽李进石棺

有人认为，既然沈州设置于渤海灭亡前的公元921 年，而且居民来自河北的檀州和顺州，沈州与渤海迁徙应该没有关系，沈州一名不是来源于渤海沈州。这实际是一种误解。当初在建沈州时，并不称沈州，沈州一名是渤海沈州南迁以后加上的。这种情况很多。正如金毓黻先生所指出的：“辽初得其地未必即名以是名，迨渤海灭后诸州县南徙，或于是时，始有沈、辽二州之名，撰史者不察，遂以后定之名，名初得之地，其例正同辽阳。”《辽史·地理志》记载，神册四年（公元919年）“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公元929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此“辽阳故城”即后来的东京辽阳府，但此时尚不称“辽阳故城”，只能称“辽东故城”，因为辽天显十三年（公元939年）始改南京为东京辽阳府。可见，这里也是“以后得之名，名初得之地”。沈州、辽州也是同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