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10-12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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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4 13:54
政事堂后分列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为堂后官都是吏员,地位极为重要。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4 13:55
唐代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设政事堂于门下省,三*官(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共行宰相之职,在此共同参议国政。其后,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并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豫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为宰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中宗即位,裴炎由侍中迁中书令,遂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表明中枢决策重心已由执掌封驳之权的门下省转至草拟诏书的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4 13:55
政事堂设史、枢、兵、户、刑五房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4 13:56
唐代的政事堂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4 13:57
《新唐书》的《百官一》记载:
初,三*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
《册府元龟》的《宰辅部·总序》记载:
唐初,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
《文献通考》中《职官考四》记载:
唐初,始合中书、门下之职,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於政事堂议定,然後奏闻。
上述的史料都讲说宰相们在门下议事是旧制,而且政事堂也设立在唐初,但是是政事堂的名称是从武德年间开始这么称呼的,还是在贞观年间?在这些史料中根本没有明确说明,可是我们读《全唐文》时却能看到这样的记载:
《中书政事堂记》: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於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元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徵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迁政事堂於中书省。记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无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议之。
这是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唯一明确政事堂时间的记载,这可以说明武德年间就有政事堂,但是当时的政事堂议事是否成为制度,却没有具体说明。史料的问题,让我们对于此制度建立的时间问题没有太多办法,我们暂时做一种推测,就是武德年间已有政事堂,把宰相们门下议事作为一种习惯,而到了贞观年间,才真正的确立此制度。
为什么要这么去猜想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
《旧唐书》的《张玄素传》记载:
张玄素,蒲州虞乡人。隋末,为景城县户曹。窦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执,将就戮,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倘杀之,乃无天也。大王将定天下,当深加礼接,以招四方,如何杀之,使善人解体?”建德遽命释之,署为治书侍御史,固辞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黄门侍郎,始应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太宗闻其名,及即位,召见,访以政道。对曰:“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己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百司奉职,谁敢犯之?
《贞观政要》的《政体第二》记载: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我们来看看这两段记载,分别是太宗与臣子的对答,从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问题,隋朝君主都是事事亲决的,而太宗不同,他所讲的“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其实也就是要避免君主独断,或者是少数人把持决策权,使君臣之间相互了解,减少互相的冲突,从而想建立起一个共商国事的开明政局。从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根据上面的猜想,如果隋朝皇帝都事事亲决,那要政事堂做什么?这样,我们再推一步,政事堂这个名称应该从武德开始,从史料记载看,武德年间,宰相已经在门下议事了,那么不能都站着啊,总得有一个场所,这个固定的场所就是政事堂了。但是政事堂制度,个人觉得应该始于太宗,我根据的是上面两段史料记载中的对答。
最重要的是在太宗时期,也就是贞观年间,除了让三*官共议国政以外,还经常赐给大臣“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典机密”等职衔,这样做是为了让品级比较低的*也有机会到政事堂议事。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唐代的《宰相年表》找到。列举几例:
贞观元年,以御使大夫检校吏部尚书杜淹参预朝政。
贞观三年,以尚书右丞魏征为秘书监参议朝政。
贞观十七年七月,以工部尚书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
贞观十八年九月,以黄门侍郎褚遂良参预朝政。
从这些史料看,我更相信政事堂制度是建立在太宗贞观年间。
在史料中,对其政事堂有很多记载,请大家要先明确一个事情,“政事堂”的名称有很多种,在史料中,大家经常看到的“政事院”、“政事省”、“*”等称呼其实都是政事堂的别称。
政事堂议政制度和三省是紧密相联的,其也是三省中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事堂这个地方并不是理政办公的地方,实际只是宰相们议政的地方。
他们是什么时间议政呢?宰相们是上午在政事堂议政,下午就得返回本司去工作了。举国上下,只要是涉及三省间的事务,都是放到政事堂商议的。这个其实在我前面引的《中书政事堂记》有详尽的讲述。但是政事堂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都是商议军国大事,偶尔他们也是商量一些琐细的事情。
《旧唐书》的《李昭德传》记载:
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数点赤,诣阙辄进。诸宰相诘之,对云:“此石赤心,所以来进。”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左右皆笑。是时,来俊臣、侯思止等枉挠刑法,诬陷忠良,人皆慑惧,昭德每廷奏其状,由是俊臣党与少自摧屈。来俊臣又尝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寻奏寝之。侯思止后竟为昭德所绳,搒杀之。
看这个事,就是一件想“弃妇再娶”的小事,这也是放到政事堂这些宰相们商议的范围内了,可以想象当时他们涉足的事情有多么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