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究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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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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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2 18:47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有大量观测资料，但并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于天体物理也并未提出任何理论。因此，中国的天文学也可说是天象学。中国的天文学也是我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之一，其他包括农学、医学和数学。天文学方面屡有革新的优良历法、令人惊羡的发明创造、卓有见识的宇宙观等，在世界天文学发展史上，无不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天文学发达的原因是：天文学的发展可以更精确的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天文学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统治者了解“天意”、施行政令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天文观测、历法制定、天文仪器的制造，以及使用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前列。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首先表现在恒星、行星、日月和异常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文学都有杰出的成就。而天象记录方面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在恒星观测方面
我国有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星表“甘石星经”，它载有不同方位的恒星数百颗；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幅唐代绘制的星图，就载有1300多颗恒星。1247年南宋石刻天文图上已刻有1434颗星，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珍贵的文物。
在日月行星观测方面，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也做了不少工作，而对日月食的观测记录更具特色。《尚书·胤征》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因荒酒失职，没有预测出当年发生的日食而受到夏王的征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从汉初到公元1785年，我国共记录有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堪称世界之最。
在异常天象的观测记录方面
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汉书·五行志》，记录公元前28年3月的太阳黑子现象。而欧洲记录黑子最早的时间是公元807年，比世界公认的中国记录晚800年。而且，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也以中国最为丰富。
这些记录对当代天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科学家，都根据这些记录作出了重要的科学发现。
中国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周昭王十九年(公元前1034年)，而欧洲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公元前11年，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
自春秋至清末，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记录彗星不下500次，记录哈雷彗星31次。本世纪50年代，法国巴尔代在研究了《彗星轨道总表》以后，曾这样断言：“彗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
中国古代天文学对现代天文学贡献最大的是新星和超新星记录。
早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了新星的记载，从那时到公元1700年的3000多年中，中国共记载新星90颗，其中超新星10颗。
而古希腊、罗马和巴比伦，却没有任何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在中世纪欧洲编年史上有关的记载也十分罕见。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古代恒星观测的这项伟大成就，对现代天文学对新星、超新星的探索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其次体现在历法的制定与修订方面。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在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中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既考虑月亮的运动，又考虑太阳的运动。早在一万年前氏族公社初期的“人皇氏”时期，就发明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迭相搭配以纪日方法，这是人类历法的开端。
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并采用19年7闰为闰周的历法—古四分历。这一回归年数值比真正的回归年长度只多11分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
而在欧洲，罗马人采用儒略历也是用这个数值，但比我国晚了约500年。而古四分历确立的19年置7闰的原则，西方是在公元前433年，由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宣布的，也比我国晚了100年左右。
从古四分历诞生以来，我国历法不断改进。据统计，自春秋末年至太平天国，前后一共出现了102种历法。
尤其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集历法之大成，于1280年参与编定《授时历》，将岁实精确到365.2425日，
这个数值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与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相同。
而格里历制定于1582年，比授时历晚了300年。
明代末年，邢云路在兰州建造历史上最高的木制六丈高表，进一步测得岁实为365.24190日，同现代理论计算值只差2.3秒，其精确度之高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水平。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
我国天文仪器的制造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很多文献记载表明，中国远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黄帝、尧、舜时代，就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浑仪是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的一种仪器，往往还加上窥管以观测天象。
汉宣帝时，天文学家耿寿昌创制了浑象，浑象相当于今天的天球仪。浑象和浑仪又统称浑天仪。原始的浑天仪经过历代不断改进，发展成为具有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这样三重结构、多种功能的复杂仪器。
到了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在此基础上制成简化的浑仪——简仪，领先世界300多年，直到1598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仪器才能与之相比。
天文仪器的另一杰作，是北宋时期苏颂、韩公廉等人制成的水运仪象台。它集观测、授时、演示等功能于一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不仅标志着我国11世纪天文学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更直接体现了我国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卓越水平。
依靠先进的测天仪器，我国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测天成就。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开始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星区，每个星区各取一星为主，称为二十八宿。
大约春秋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宿理论经中亚传人印度，再传人波斯、阿拉伯等地。
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如此发达，为何近代却衰落了。其原因还得从文明的本质上来分析。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重视实用性和经验性，由于经验的长期累积，中国是传统的技术大国。但是，由于中国文明缺乏对理论的探究，也就是使得人们无法从理论层面去认识技术，最终也只能让技术停留在经验层面，无法上升为科学。
我们的天文学过分重视实用性，要么为人间的行为作辩护（占星术），要么为指导农业生产，因而不会去探究星象背后的真正原理、逻辑，使得天文学始终停留在占星术、天象学层面，无法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层面。到了明清时期，西方的观测技术提高后，我们便失去了相应的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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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天文学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统治者了解“天意”、施行政令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天文观测、历法制定、天文仪器的制造，以及使用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前列。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首先表现在恒星、行星、日月和异常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文学都有杰出的成就。而天象记录方面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在恒星观测方面
我国有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星表“甘石星经”，它载有不同方位的恒星数百颗；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幅唐代绘制的星图，就载有1300多颗恒星。1247年南宋石刻天文图上已刻有1434颗星，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珍贵的文物。
在日月行星观测方面，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也做了不少工作，而对日月食的观测记录更具特色。《尚书·胤征》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因荒酒失职，没有预测出当年发生的日食而受到夏王的征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从汉初到公元1785年，我国共记录有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堪称世界之最。
在异常天象的观测记录方面
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汉书·五行志》，记录公元前28年3月的太阳黑子现象。而欧洲记录黑子最早的时间是公元807年，比世界公认的中国记录晚800年。而且，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也以中国最为丰富。
这些记录对当代天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科学家，都根据这些记录作出了重要的科学发现。
中国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周昭王十九年(公元前1034年)，而欧洲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公元前11年，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
自春秋至清末，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记录彗星不下500次，记录哈雷彗星31次。本世纪50年代，法国巴尔代在研究了《彗星轨道总表》以后，曾这样断言：“彗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
中国古代天文学对现代天文学贡献最大的是新星和超新星记录。
早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了新星的记载，从那时到公元1700年的3000多年中，中国共记载新星90颗，其中超新星10颗。
而古希腊、罗马和巴比伦，却没有任何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在中世纪欧洲编年史上有关的记载也十分罕见。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古代恒星观测的这项伟大成就，对现代天文学对新星、超新星的探索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其次体现在历法的制定与修订方面。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在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中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既考虑月亮的运动，又考虑太阳的运动。早在一万年前氏族公社初期的“人皇氏”时期，就发明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迭相搭配以纪日方法，这是人类历法的开端。
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并采用19年7闰为闰周的历法—古四分历。这一回归年数值比真正的回归年长度只多11分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
而在欧洲，罗马人采用儒略历也是用这个数值，但比我国晚了约500年。而古四分历确立的19年置7闰的原则，西方是在公元前433年，由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宣布的，也比我国晚了100年左右。
从古四分历诞生以来，我国历法不断改进。据统计，自春秋末年至太平天国，前后一共出现了102种历法。
尤其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集历法之大成，于1280年参与编定《授时历》，将岁实精确到365.2425日，
这个数值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与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相同。
而格里历制定于1582年，比授时历晚了300年。
明代末年，邢云路在兰州建造历史上最高的木制六丈高表，进一步测得岁实为365.24190日，同现代理论计算值只差2.3秒，其精确度之高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水平。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
我国天文仪器的制造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很多文献记载表明，中国远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黄帝、尧、舜时代，就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浑仪是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的一种仪器，往往还加上窥管以观测天象。
汉宣帝时，天文学家耿寿昌创制了浑象，浑象相当于今天的天球仪。浑象和浑仪又统称浑天仪。原始的浑天仪经过历代不断改进，发展成为具有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这样三重结构、多种功能的复杂仪器。
到了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在此基础上制成简化的浑仪——简仪，领先世界300多年，直到1598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仪器才能与之相比。
天文仪器的另一杰作，是北宋时期苏颂、韩公廉等人制成的水运仪象台。它集观测、授时、演示等功能于一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不仅标志着我国11世纪天文学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更直接体现了我国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卓越水平。
依靠先进的测天仪器，我国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测天成就。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开始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星区，每个星区各取一星为主，称为二十八宿。
大约春秋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宿理论经中亚传人印度，再传人波斯、阿拉伯等地。
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如此发达，为何近代却衰落了。其原因还得从文明的本质上来分析。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重视实用性和经验性，由于经验的长期累积，中国是传统的技术大国。但是，由于中国文明缺乏对理论的探究，也就是使得人们无法从理论层面去认识技术，最终也只能让技术停留在经验层面，无法上升为科学。
我们的天文学过分重视实用性，要么为人间的行为作辩护（占星术），要么为指导农业生产，因而不会去探究星象背后的真正原理、逻辑，使得天文学始终停留在占星术、天象学层面，无法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层面。到了明清时期，西方的观测技术提高后，我们便失去了相应的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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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天文学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统治者了解“天意”、施行政令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天文观测、历法制定、天文仪器的制造，以及使用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前列。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首先表现在恒星、行星、日月和异常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文学都有杰出的成就。而天象记录方面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在恒星观测方面
我国有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星表“甘石星经”，它载有不同方位的恒星数百颗；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幅唐代绘制的星图，就载有1300多颗恒星。1247年南宋石刻天文图上已刻有1434颗星，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珍贵的文物。
在日月行星观测方面，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也做了不少工作，而对日月食的观测记录更具特色。《尚书·胤征》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因荒酒失职，没有预测出当年发生的日食而受到夏王的征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从汉初到公元1785年，我国共记录有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堪称世界之最。
在异常天象的观测记录方面
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汉书·五行志》，记录公元前28年3月的太阳黑子现象。而欧洲记录黑子最早的时间是公元807年，比世界公认的中国记录晚800年。而且，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也以中国最为丰富。
这些记录对当代天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科学家，都根据这些记录作出了重要的科学发现。
中国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周昭王十九年(公元前1034年)，而欧洲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公元前11年，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
自春秋至清末，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记录彗星不下500次，记录哈雷彗星31次。本世纪50年代，法国巴尔代在研究了《彗星轨道总表》以后，曾这样断言：“彗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
中国古代天文学对现代天文学贡献最大的是新星和超新星记录。
早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了新星的记载，从那时到公元1700年的3000多年中，中国共记载新星90颗，其中超新星10颗。
而古希腊、罗马和巴比伦，却没有任何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在中世纪欧洲编年史上有关的记载也十分罕见。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古代恒星观测的这项伟大成就，对现代天文学对新星、超新星的探索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其次体现在历法的制定与修订方面。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在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中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既考虑月亮的运动，又考虑太阳的运动。早在一万年前氏族公社初期的“人皇氏”时期，就发明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迭相搭配以纪日方法，这是人类历法的开端。
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并采用19年7闰为闰周的历法—古四分历。这一回归年数值比真正的回归年长度只多11分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
而在欧洲，罗马人采用儒略历也是用这个数值，但比我国晚了约500年。而古四分历确立的19年置7闰的原则，西方是在公元前433年，由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宣布的，也比我国晚了100年左右。
从古四分历诞生以来，我国历法不断改进。据统计，自春秋末年至太平天国，前后一共出现了102种历法。
尤其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集历法之大成，于1280年参与编定《授时历》，将岁实精确到365.2425日，
这个数值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与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相同。
而格里历制定于1582年，比授时历晚了300年。
明代末年，邢云路在兰州建造历史上最高的木制六丈高表，进一步测得岁实为365.24190日，同现代理论计算值只差2.3秒，其精确度之高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水平。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
我国天文仪器的制造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很多文献记载表明，中国远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黄帝、尧、舜时代，就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浑仪是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的一种仪器，往往还加上窥管以观测天象。
汉宣帝时，天文学家耿寿昌创制了浑象，浑象相当于今天的天球仪。浑象和浑仪又统称浑天仪。原始的浑天仪经过历代不断改进，发展成为具有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这样三重结构、多种功能的复杂仪器。
到了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在此基础上制成简化的浑仪——简仪，领先世界300多年，直到1598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仪器才能与之相比。
天文仪器的另一杰作，是北宋时期苏颂、韩公廉等人制成的水运仪象台。它集观测、授时、演示等功能于一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不仅标志着我国11世纪天文学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更直接体现了我国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卓越水平。
依靠先进的测天仪器，我国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测天成就。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开始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星区，每个星区各取一星为主，称为二十八宿。
大约春秋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宿理论经中亚传人印度，再传人波斯、阿拉伯等地。
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如此发达，为何近代却衰落了。其原因还得从文明的本质上来分析。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重视实用性和经验性，由于经验的长期累积，中国是传统的技术大国。但是，由于中国文明缺乏对理论的探究，也就是使得人们无法从理论层面去认识技术，最终也只能让技术停留在经验层面，无法上升为科学。
我们的天文学过分重视实用性，要么为人间的行为作辩护（占星术），要么为指导农业生产，因而不会去探究星象背后的真正原理、逻辑，使得天文学始终停留在占星术、天象学层面，无法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层面。到了明清时期，西方的观测技术提高后，我们便失去了相应的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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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天文学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统治者了解“天意”、施行政令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天文观测、历法制定、天文仪器的制造，以及使用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前列。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首先表现在恒星、行星、日月和异常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文学都有杰出的成就。而天象记录方面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在恒星观测方面
我国有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星表“甘石星经”，它载有不同方位的恒星数百颗；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幅唐代绘制的星图，就载有1300多颗恒星。1247年南宋石刻天文图上已刻有1434颗星，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珍贵的文物。
在日月行星观测方面，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也做了不少工作，而对日月食的观测记录更具特色。《尚书·胤征》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因荒酒失职，没有预测出当年发生的日食而受到夏王的征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从汉初到公元1785年，我国共记录有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堪称世界之最。
在异常天象的观测记录方面
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汉书·五行志》，记录公元前28年3月的太阳黑子现象。而欧洲记录黑子最早的时间是公元807年，比世界公认的中国记录晚800年。而且，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也以中国最为丰富。
这些记录对当代天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科学家，都根据这些记录作出了重要的科学发现。
中国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周昭王十九年(公元前1034年)，而欧洲最早记录彗星是在公元前11年，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
自春秋至清末，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记录彗星不下500次，记录哈雷彗星31次。本世纪50年代，法国巴尔代在研究了《彗星轨道总表》以后，曾这样断言：“彗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
中国古代天文学对现代天文学贡献最大的是新星和超新星记录。
早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了新星的记载，从那时到公元1700年的3000多年中，中国共记载新星90颗，其中超新星10颗。
而古希腊、罗马和巴比伦，却没有任何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在中世纪欧洲编年史上有关的记载也十分罕见。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古代恒星观测的这项伟大成就，对现代天文学对新星、超新星的探索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其次体现在历法的制定与修订方面。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在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中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既考虑月亮的运动，又考虑太阳的运动。早在一万年前氏族公社初期的“人皇氏”时期，就发明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迭相搭配以纪日方法，这是人类历法的开端。
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并采用19年7闰为闰周的历法—古四分历。这一回归年数值比真正的回归年长度只多11分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
而在欧洲，罗马人采用儒略历也是用这个数值，但比我国晚了约500年。而古四分历确立的19年置7闰的原则，西方是在公元前433年，由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宣布的，也比我国晚了100年左右。
从古四分历诞生以来，我国历法不断改进。据统计，自春秋末年至太平天国，前后一共出现了102种历法。
尤其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集历法之大成，于1280年参与编定《授时历》，将岁实精确到365.2425日，
这个数值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与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相同。
而格里历制定于1582年，比授时历晚了300年。
明代末年，邢云路在兰州建造历史上最高的木制六丈高表，进一步测得岁实为365.24190日，同现代理论计算值只差2.3秒，其精确度之高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水平。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
我国天文仪器的制造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很多文献记载表明，中国远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黄帝、尧、舜时代，就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浑仪是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的一种仪器，往往还加上窥管以观测天象。
汉宣帝时，天文学家耿寿昌创制了浑象，浑象相当于今天的天球仪。浑象和浑仪又统称浑天仪。原始的浑天仪经过历代不断改进，发展成为具有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这样三重结构、多种功能的复杂仪器。
到了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在此基础上制成简化的浑仪——简仪，领先世界300多年，直到1598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仪器才能与之相比。
天文仪器的另一杰作，是北宋时期苏颂、韩公廉等人制成的水运仪象台。它集观测、授时、演示等功能于一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不仅标志着我国11世纪天文学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更直接体现了我国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卓越水平。
依靠先进的测天仪器，我国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测天成就。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开始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星区，每个星区各取一星为主，称为二十八宿。
大约春秋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宿理论经中亚传人印度，再传人波斯、阿拉伯等地。
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如此发达，为何近代却衰落了。其原因还得从文明的本质上来分析。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重视实用性和经验性，由于经验的长期累积，中国是传统的技术大国。但是，由于中国文明缺乏对理论的探究，也就是使得人们无法从理论层面去认识技术，最终也只能让技术停留在经验层面，无法上升为科学。
我们的天文学过分重视实用性，要么为人间的行为作辩护（占星术），要么为指导农业生产，因而不会去探究星象背后的真正原理、逻辑，使得天文学始终停留在占星术、天象学层面，无法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层面。到了明清时期，西方的观测技术提高后，我们便失去了相应的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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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2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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