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序原文与翻译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16 03:30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0 01:39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
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
陈思王曹植有赠弟的《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的《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句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句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在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的《扶风歌》，郭璞有“咏仙”的《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都是五言诗中的精警的。所以说是诗歌中的“珠泽”，文采中的“邓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