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与理解通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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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3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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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1 17:09
科学领域，二在教育方面。关于前者，由于知识有限，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对下
面的传闻却印象很深。
早在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阳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
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设想。*看到后非常重视，专门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对
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土、肥、水、种、密、保、
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的不足。”竺可桢答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但*却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
都管起来了！”（人民网《*党史上的80位人物》第50条，转引自《北京青年报
》2001年7月2日）
第二天，远在广州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专门打来电话，向竺可桢了解*
谈话的重点，以便在科技工作中贯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更是详细了解这次
谈话的经过，并在党组内做了传达（《竺可桢传》第197页，1990年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想到几年以后，这位“管天的人”也未
能在*中幸免于难。
一、蒋介石让他把浙江大学管起来，他提出三个条件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他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
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
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6年初，浙江大学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
据说当年在该校读书的地下党员胡乔木，是这次*的组织者之一（《浙江大学简
史》第3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郭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
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辞职后，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蒋认可后
，委托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研究院院长蔡
元培征求意见，蔡认为能不去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竺
可桢日记》第一册，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月21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
。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委
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
，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
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
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同上，第17-18页）。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
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令世人玩味，也让后人惭愧。
这件事不知是否与竺可桢的一篇文章有关。文章的标题为《常识之重要》，是
他在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2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纪录，后来刊登在《国风月刊》第
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上。文章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
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
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
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
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和人民
缺乏常识造成的。（《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24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版）事实证明，竺可桢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
二、还未上任，就把“教授治校”当作主要目标
经过一番准备，竺可桢于4月25日正式来到浙江大学。完成交接手续后，他先
与教职员工座谈，然后到体育馆与学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学校实施教
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
，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
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
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
敦行的学者。”（同上，第334页）
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
向上爬阶梯；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人们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如今的教授差距何在，现在的学风为什么败坏。
为了充实教授队伍，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马一浮等学界前辈，聘请胡刚复
、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
启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实现“
教授治校”的目标。这一点，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
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已成定局后，该校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前来拜访。交谈
中竺可桢表示他一贯主张教授治校，但是朱一成却不以为然。竺坚持说：“余以为
此乃一种目标，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日记》第
一册，第26页）可见竺可桢的上述讲话，也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至于朱一成，
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对竺可桢说：此人不走，“必贻后患”。竺还听说，朱某人只领
薪水却不上课，因此他决定“彻查此事”（同上，第29页）。
如果说教授应该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话，那么学
生又应该如何努力呢？在这次讲话中，竺可桢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提出具体要求。
他说：“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
的习惯。”有了这种习惯，才不会害己累人，才能不负所学。（《竺可桢全集》第
2卷，第337页）
但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习惯呢？竺可桢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让学生掌
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径，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
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
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但是，如今的大学却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
，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半年来的学生运动，固然
热情可佩（少数另有作用者是另一问题），但其方式之无当，实为可怜。”讲话结
束时，他满怀期望地说：大家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应该盲从；只有独立思考
，才能应付艰难危险的环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
为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同上，
338页）
三、在就职典礼上，严厉批评只“教”不“训”的教育制度
1936年5月18日，已经上任的竺可桢补行就职典礼。典礼于上午10点半开始，
先是新校长宣誓，其中有“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
赂”等内容；接着是监誓员蒋梦麟致词和来宾讲话；最后是新校长致答词。
在答词中，竺可桢首先根据浙江的历史对大家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应
该学习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验，既要“教”，又要“训”。但是
现行的教育制度却只重“教”而不重“训”，许多教师上完课以后就再也不和学生
见面了。这种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训”的教育制度，应
该尽快改变。
紧接着他指出，如今的大学即使在“教”的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第一是重视学分，忽视了导师。学分制的弊病在于教师与学生很少接触，学生
只要读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但是导师制却为学生接受教授的熏陶提供了保证，这对
学生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第二是重视就业，忽视了学业。他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与学校闭门造车有
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改进大学管理，还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他引用美
国著名学者罗威尔的话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
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基于这个道理，他强调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
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让大家有饭吃。说到这里他解释道：“
大家有饭吃”与“有饭大家吃”不一样，前者是生产教育制度，后者是分赃制度。
由此可见，如果大学生只重视就业而忽视学业，就很可能堕落为分赃制度中的一员
。
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材，是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到天目山禅源寺避难。刚到这里，正好是
星期日，他看到师生们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感到这里真是实行“导师制之理想地
点”（《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157页）。第二天，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谈话时
说：自废科举办学校以来，我国教育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
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照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这样一来，教师就把传授知
识当作唯一任务，有的甚至“以授课为营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浙大在全国率
先实行了导师制。如今，我们虽然*离开校园，但是全校师生能在这里“融融一
堂，通力合作”，却是可喜的事情。他还告诉大家，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
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习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
找出路。这些话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四、为了让学生具有清醒的头脑，他主张实行通才教育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学究竟是重视理论还
是重视实用，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就成了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浙
江大学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对实用技术教育
非常重视；再加上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还是*统治，都把实用技术教育
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变这一传统，非常困难。然而竺可桢知道，如果仅仅是学习
一种专业，掌握一门技术，就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融会贯通，最后的结果
是难成大器！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把推行通才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1936年5月9日，竺可桢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
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最后一项议案虽然讨论最久，但还是成立以郑晓沧、胡
刚复、苏步青等人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员会，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前
些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还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
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
，别的是学不通的。”（《学林散叶》第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为
数学家，他能够说这样的话，显然与竺可桢当年的主张有关。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
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
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
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
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71页）
第二天，他在新建成的教学楼出席新生谈话会，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告
诉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
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
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他甚至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
有救。”（同上，第371页）
抗日战争中，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最后到达遵义，途中他的
夫人张侠魂因病去世，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始终以通才教育为主，
把浙大办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当时来访的李约瑟博士才把
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竺可桢注意到美国教育界在反思战争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
识通才教育的意义。他读了著名教育家纽曼《论大学教育范围与性质》后感受很深
，立刻为《大公报》撰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问题
，希望纠正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理论以及在学生中弥漫的“谋生不谋
道”的坏风气（《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640页）。不久，他好像从费正清夫人费
慰梅那里得到哈佛大学关于通才教育的报告，其中讲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民
主国家的国民能够对选举和择业有清醒的认识，以及通才教育虽然“不能使人成为
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师、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诱”（《竺可桢日记》第
二册，第888页）。这就进一步加固了他坚持通才教育的信念。第二年10月，他参
加*研究院二届三次评议会时，听到陈立夫感叹科学研究的困境，认为这是“自
食其果”，与他“当教育*[时]，竭力提倡实科”（同上，第975页）有关。
尾声：奋斗十三年，黯然离去
前面说过，当初竺可桢上任时提出只干半年，没想到却整整干了十三年。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这十三年包括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而这八年又是浙江大学历史上
收获最大、成果最多的时候。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颇为感
慨地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
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
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数与诗的交融》第121-122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不但是对浙大师生的赞扬，也是对竺可桢校长的肯
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大学却因为内战和*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
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这所奋斗十三年
的学校......
苏步青还回忆说：又过了几年，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四”，使这
所“名驰海内外”的学校“顿失光彩”，他自己和数学系也被“请出去了”（同上
，第123-124页）。正因为如此，他说竺可桢“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
育史上伟大的校长”（同上，第203页），真是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