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归隐文化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13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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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8-16 20:19

1、“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中国古代把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其中的士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知识技术和道德文化。而且，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这些隐士们往往是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但是他们却如《旧唐书·隐逸》云：“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2、“学而优则仕”通常是士人的人生轨迹，却又为何隐而不仕呢？很多学人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就有对隐者的推崇和赞许。如《庄子·在宥》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

这位成功的治世之君拜见隐逸的故事，便寓于着“真理”掌握在隐者之手。道家的出世思想对古代士人有巨大影响，冯友兰认为“道家者盖出于隐者”，庄子更是隐者思想集大成者。可以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中国知识分子培养隐逸情绪提供了“酵母”。

3、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形似而异趣。儒家只是将隐逸作为“天下无道”之时的权宜之计，是手段；而道家则认为隐逸生活就是士人的理想归宿，是目的。道家以强调个体生命至上的“贵生”价值观，从而彻底否定了儒家追求“名利”、“仁义”等价值观。

但是，道家也并不过分强调生活方式等形式上的隐匿，为了存身也可入世以自适，在此儒家的入世目的又成了道家隐逸的手段。由此可见，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各有所重，而隐逸方式则互有交错。

4、隐士概念的衍变。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首次将隐士写入正史，此后有关隐士的史*载非常之多。但是就各种有关隐士的史料来看，对隐士的范畴始终定位在“士”的阶层而从未有所突破。

现代学者姜亮夫在《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一文中对中国隐士概念的内涵略作调整，他明确将隐士分为逸士和修士两类，其中的逸士主要是指隐居的士人，这里逸士在内涵和外延上与过去隐士概念基本相同，而修士则是指我国的僧道和准僧道类的宗教修行者。

5、终南山的隐士现象

终南山是中国隐士文化的重要见证地之一，历史上曾有很多佛道教的高僧、高道在此结庐隐修，佛道教祖庭等遗存现在依然可寻，佛教律宗祖师道宣与孙思邈结庐为邻之类的掌故仍在流传，那时终南山就有“八百祖师镇终南，十万罗汉吼秦岭”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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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山林怡然自得

一些*提前退休是因为自己本就无意于功名利禄，比如我们熟悉的陶渊明，一生向往田园生活。还有南朝梁代的陶弘景，36岁便提前退休，自号“华阳隐居”，过起了逍遥的隐居生活。

梁武帝即位后，派人请他出山做官，陶弘景便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悠闲自在地吃草，另一头却被人套着笼头，牵着鼻子鞭打驱使，他还在画上写了首诗：“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

陶弘景借画和诗表明自己归隐山林的决心。梁武帝一看，深知其意，虽没有请他出来为官，但梁武帝还是经常以书信方式请教朝廷大事，因此陶弘景还被人称作“山中宰相”。

正所谓“无官一身轻”，清代乾隆年间的“刘罗锅”刘墉被我们熟知，他退休后曾写了一副对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由儿辈担当。”悠然自得之情一览无余。

当然，退休也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崭新生活的开端，如今老百姓们退休后或接送孙子，或写诗作画，或遛遛家雀，或拉拉二胡，或发挥余热，或游遍河山，忙得也是不亦乐乎！

参考资料 人民网-现代隐士与古代隐士文化

人民网-古人的各种退休形式：致政 告退 归隐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8-16 20:20

「终南捷径」的故事，藉古读书人「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折射出古代文人思想、道德追求的矛盾心理。「归隐」文化足以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弊端。

如果说，儒家为个体提供的更多是一套积极入世、治世之术，出世不过是其入世受阻后设计的一条解脱之路的话，那麼，道家则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脱，即人的安心置身之道。这样，读书人生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实则相互补充的两条价值实现之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优先的正当性；「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无道」卷而怀之，也是具有正当性的。这样中国文化便为原本对立观念的融会统一提供了根据，为个体建构起一套狡黠、自私的生存哲学和价值伦理。

尽管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更向往的还是入仕。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据道德之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济世之雄才伟略。其实，隐为虚，乃谋仕之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为实，乃目标之路，是济世展才、名利双收的人生追求。

像赫赫有名的大隐士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其诗文中，对入仕与归隐，翻三覆四地进行自我辩白，对功名欲求还罢，欲说还休。其实，老先生内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心中念念不忘的仍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仕途中又无奈官场的虚伪、倾轧、无聊，酒不能畅饮，「腰」却需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相悖，以至虽身在朝廷，心却在野，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於选了归隐，彻底忘情山水之中。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欲求先舍，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饵料，成了抬高身价的本钱；而「仕」才是目的，才是日夜梦寐以求的果实。 历史上却也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清高状；人后不顾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代陈眉公。其实，早有人看穿而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陆放翁则更以诗侃之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至今。」似乎对所有的隐士都提出了质疑，这或许也是归隐之举消亡遭遗弃的一个原因？

回顾中国文化的「归隐」传统，似乎是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历史发展到今天，随著*、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异，传统的归隐观念己完全不适时宜。今日中国，西方文化的竞争意识深入到所有知识阶层，自命清高却不展示其能力者是难有机会的。当今人们重视的是竞争法则、市场法则，唯有竞争才能生存，唯有竞争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竞争则必须像争艳斗丽的花朵那样毫无顾惜、毫无保留，拚命去展示本身的能耐与魅力。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8-16 20:20

归隐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全世界都有，只是在中国它形成了一种文化。 我所知道的归隐大概有四种：一、礼崩乐坏，无力回天，隐。二、内战绵绵，国无宁日，隐。三、异族主中华，不当二臣，隐。四、“终南有捷径”，姜太翁钓鱼式，隐。原宪问老师上什么是“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在南怀瑾先生的《侠隐中人——原宪》中，得知原宪在孔子死后便归隐了，他这是礼崩乐坏，无力回天，隐。介之推也离开了重耳，归隐了，这是我忘下的第五种归隐：功成则隐。张良也是如此隐了，不得已心系天下， 被吕后拉着出了一次主意，为太子出谋请来刘邦招不来的“商山四皓”使刘邦不换太子而使国家安宁。陈平这个计谋专家过着另一种归隐，隐于朝，像个相信“劫数”的道士，平日明哲保身，关键时刻才显真心：吕后乱政后拔难反正。这是第六种归隐：隐于朝。孔子就赞过隐于朝的大隐：宁武子和史鱼。还有第七种严子陵式的归隐，前不仕王莽后不仕同窗刘秀。王莽篡位，不仕。刘秀用候霸这类小人为相，不仕。严子陵是为道德而归隐，了不起的归隐。我还知道在魏晋时有一个喜欢在山林中“啸”的隐士孙登，元籍和嵇康都曾拜访过他。晋是个黑暗得可怕的时代，隐才是最好的归宿。后来的隐士顾炎武一隐，隐到了日本。王夫之挖地洞而隐，油灯、书籍与之相伴。黄宗羲用头巾包裹了头发，隐于家乡，教教书、传传学，也不用入深山老林。他们都是为不做二臣而隐。在归隐的人中，有真归隐的也有暂时归隐的。子贡的大张旗鼓没有请出原宪、钟秀没有请动打铁的嵇康、李白隐在终南山皇帝不征，便下山了。也有集体归隐的，如汉高祖请不出让太子请来的“商山四皓”。 再清高与自得的归隐者也有他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