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人为什么要追求自由王国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13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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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随着能动性的不断发挥和自由的不断发展，必然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作过许多重要的论述。但是，究竟如何理解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而对这个问题能否正确理解，直接关系到人们能否卓有成效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命题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正确理解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首先必须弄清楚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这对范畴的涵义，特别要弄清楚这对范畴的属性，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究竟是属于认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对于这对范畴的属性和涵义的理解不同，对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命题的理解也就不同。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这对范畴的属性和涵义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种意见：(一)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属于社会历史范畴。“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必然王国，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奴役着人们自己。”“同必然王国相对立，自由王国是指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自觉主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二)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属于认识范畴。“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不属于社会历史范畴，而属于认识范畴；不是社会状态，而是人的认识——实践活动状态”。(三)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既属于认识范畴，也属于社会历史范畴，“是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范畴的辩证统一”。以上三种意见，究竟哪一种正确呢?简单地说，我们赞同第一种意见，不同意第二种意见，也基本上不同意第三种意见。就是说，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属于社会历史范畴，而不属于认识论范畴。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范畴，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相联系的，因此，研究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范畴属性，必须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它固然同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包括了“重要的认识论的道理，但它主要的不是讲认识论，而是在讲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因此，也就应该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理解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范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们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述有两处：一处见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处见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现在，我们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处论述加以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所谓自由王国的实际内容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马克思说按照事物的本性，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就是说，当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时，那里就开始了自由王国。要把握马克思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的自由王国理论，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和“彼岸”的对立。所谓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就是人类为谋求生存资料而从事的物质生产领域；所谓物质生产活动的“彼岸”，就是人类为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从事的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因此，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和“彼岸”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有了剩余劳动时，人类社会就开始了这种对立。从那时起，人类就不必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而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科学等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这种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用以从事文学、艺术、科学等活动的时间，就是社会所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马克思在评论这种自由时间的作用时指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可见，这种自由时间的出现，对于人类自由的发展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私有制社会中，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是由对立的阶级分享的。剥削阶级由于占有了社会的剩余劳动，因而也就占有了社会的自由时间，劳动者创造了自由时间却不能享有自由时间。资本主义社会使这种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达到了典型的形式。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最大限度地把工人的自由时间变为劳动时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可见，在一切私有制社会中，人的能力的发展始终没有成为目的本身的，相反，“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即便是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时间不断缩短、自由时间不断增加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没有改变这种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对立的基本状况。在马克思看来，只要存在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就不是把人的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因而也就不是“自由王国”；只有实现“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才能把人的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因而才是“自由王国”。而这种“自由王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束少数人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人人都能自由地运用自由时间的社会状态，即*主义社会。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所谓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从“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社会进入“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的社会的飞跃，亦即从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和“彼岸”对立的社会进入这种对立的扬弃的社会的飞跃。这种飞跃同从私有制社会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主义社会的飞跃是同步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理论，当社会进入自由王国以后，物质生产领域仍然是一个必然王国。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而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人们的自由度在不断地扩大，但永远不可能改变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因此，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但是，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却要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其性质。在社会进入自由王国以后，由于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对立的扬弃，尽管物质生产劳动仍然是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须进行的活动，但是人们已不是在外在目的的强制下面而劳动。劳动的外在目的似乎仍然存在，但是“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人们还会从事物质资料的劳动，但是人们从事生产物质资料劳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取得劳动产品，而是为了享受劳动行为本身。在这里，劳动行为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因而就成为人的“生活第一需要”。由于“必然王国”性质的这种变化，必然要引起它同“自由王国”关系的变化。这时，“必然王国”不再同“自由王国”相对立，而成了“自由王国”得以繁荣的基础。由此可见，“必然王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历史差别，是与不同的社会状态相联系的。离开对社会历史状态的差别的分析，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理论。如果说，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由于道理过于深奥而未免有些难懂的话，那么恩格斯关于“自由王国”的论述则通俗易懂得多了。恩格斯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编中论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问题的。在这一篇的“理论”一节中，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考察了这一矛盾产生、发展和日益激化的运动过程。他指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矛盾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状态之间的对立”，并最终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的经济危机。恩格斯在分析这一矛盾的发展趋势时进一步指出：一旦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就会消除商品生产和社会生产内部的无状态，代之以产品生产和有计划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指导；就会消除产品和社会关系对生产者的统治，代之以生产者对产品和社会关系的统治；就会消除人所面临的动物般的生存条件，代之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而这一切，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可见，恩格斯的自由王国理论在其基本观点上同马克思的一样。他所说的“必然王国”就是指人被物的社会关系所支配即人被物支配的社会状态，而“自由王国”则是指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所谓“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由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全新的、合理的社会状态的过渡。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理论中，恩格斯和马克思所论述的“必然王国”所指的必然性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恩格斯指的是盲目的社会关系的必然性，马克思指的是人类必须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这种自然必然性；前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后者则是一种永恒的必然性。由于两者的“必然王国”所指的必然性的含义不同，因此，所谓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个命题的具体含义在恩格斯和马克思那里也有所不同。在恩格斯那里，是意味着“必然王国”的终结，即人们受盲目的社会关系的必然性支配的状态的终结，而在马克思那里，则不是“必然王国”的终结，只是由于扬弃了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和“彼岸”的对立而改变了它的性质。但是，不管在恩格斯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所谓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都是指的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飞跃，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人们之所以认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属于认识论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历史范畴，认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认识论范围内的从实践到认识或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同必然和自由这两对范畴区别开来。其实，这两对范畴尽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还是有着重要区别的。必然和自由讲的是认识发展问题，因此属于认识论范畴；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讲的是社会变革问题，因此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对此，我们只要思考一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两个问题的篇章安排，就更加清楚了。在《反杜林论》中，涉及上述问题的有两处：一处是“哲学”编的“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一节，另一处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及的“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论述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问题。为什么恩格斯要把“必然和自由”问题安排在“哲学”编中，而把“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问题安排在“社会主义”编中?对此，显然不能理解为是由于恩格斯主观上的疏忽或者随心所欲而导致的内容重复，恰恰相反，应该看成是恩格斯的匠心独运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在“自由和必然”的题目下，恩格斯反复强调黑格尔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观点；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题目下，恩格斯十分强调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观点。我们讲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属于社会历史范畴，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指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飞跃，并不意味着这对范畴和实现这种飞跃同认识论无关，相反，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理论同认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认识论领域内的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而且必须是无数次的飞跃，就不可能有社会历史领域内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但是，社会历史领域内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决不是认识论范围内从必然向自由飞跃的数量的积累，甚至也不是认识论范围内的比一般日常生活中的飞跃更为重要的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因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要改变人受盲目的社会关系的必然性的支配为人反过来驾驭这种必然性；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由此看来，把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这对范畴同必然和自由这对范围区别开来，进而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同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区别开来，是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由王国理论的不可忽视之点。把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理解为社会历史范畴，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理解为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飞跃，对于人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由的范围总是在不断地扩大，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势必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实践获得了对某一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按照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取得预期的结果，就是实现了一次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但是，这种飞跃，尽管在很多场合涉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内容，并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却不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