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崇焕斩文龙 崇祯杀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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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2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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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8-20 11:19
这时，明朝的辽东前线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袁崇焕斩首了毛文龙。
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 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十七岁的明思宗朱由检继位，是谓崇祯帝。崇祯帝迅疾地消灭了阉党魏忠贤集团。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 四月，即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佥督御史，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全面负责辽东战守事宜，给予袁崇焕以辽东最高的行政军事指挥权。这说明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和倚重。
七月，袁崇焕入都。崇祯帝兴奋地召见了袁崇焕，袁崇焕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内，东患可平，全辽可复。”这就是著名的“五年复辽”的诺言。赴辽之前，袁崇焕就表示：“ （毛文龙） 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说明他对如何处置毛文龙已经心中有数。
是年八月，袁崇焕到达辽东。他一边明里与后金和谈，一边暗中积极备战。七个月里，他集中了辽东四镇的指挥权，报请皇帝撤销了山东登莱巡抚一职，以便直接控制登莱、天津舟师。同时日夜操练军马，制造火炮，积存粮秣，征集战马，修缮锦州、大凌河、右屯、宁远诸城，完成了辽东四百里的防御。但在袁崇焕的防区，毛文龙居功自傲，不服节制。
毛文龙是明朝任命的东江总兵。天启三年（1623年），明熹宗加封其左都督，赐尚方宝剑。到袁崇焕再度被起用的时候，毛文龙在以皮岛为中心的东江镇，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毛文龙实际成为一个土皇帝，拥兵自重，欺上瞒下，草菅人命，作威作福。明熹宗、明思宗两朝都对毛文龙无法辖制，只得不断给他加官进爵，予以笼络。袁崇焕深知，欲收复辽东，必先收服毛文龙。袁崇焕对毛文龙的种种劣迹，了如指掌。这在他斩首毛文龙后，给崇祯帝的奏疏里写得很清楚。
崇祯二年（1629年） 六月二十一日，袁崇焕给崇祯皇帝的题本，列举了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状：一、夜郎自雄，*一方，不受节制；二、捕杀零星降夷和辽东难民，捏称阵获，诳报冒功；三、声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进行谋逆；四、克扣兵饷，侵盗钱粮，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给散米三斗五升；五、在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六、令部下官弁数千员改为毛姓，培植私人爪牙；七、劫夺商人货物银两，赃私无算；八、收部将之女为妾，民间妇女有姿色者掠夺役使，好色诲淫；九、拘留逃难辽民，不许渡海，日给米一碗。强令至夷地挖参，遭杀无算，听任饿死；十、交接近侍，请内臣出镇，拜魏忠贤为父；十一、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十二：开镇八年，未复辽东寸土。
这十二条罪状，是袁崇焕阵斩毛文龙的原因。
袁崇焕因为在天启六年（1626年） 正月的宁远大捷打败了努尔哈赤，复于天启七年（1627年） 五月在宁远、锦州打败了皇太极，增强了他复辽的决心。
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 五月底，袁崇焕乘舟泛海到达皮岛附近的双岛，名义是检阅兵马。毛文龙在六月初一日由皮岛来到双岛，以下属的身份进谒，后又陪袁崇焕上了皮岛。袁崇焕此行作了两手准备，先软后硬，先礼后兵。遂向毛文龙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更令营制，核实兵数，设道臣监督查核；二、东江饷道原由登莱发行改由宁远发行，以杜绝海上走私；三、旅顺以东行东江印信，旅顺以西行督帅印信。袁崇焕苦口婆心与毛文龙谈了三天，并让其下属进行劝说，甚至暗示毛文龙可急流勇退，返乡养老，能顺利体面收场，等等。但毛文龙狂妄恣肆，拒不接受，并说：“关宁兵无用，止用东江兵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烧了东夷。”这些话近于癔语。
至此，袁崇焕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看到争取毫无希望，若放归，后必为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六月五日，袁崇焕终于动了杀机。
他预先在一座山上设置大帐，并在帐中埋伏了亲兵。接着，他邀毛文龙前来，一起上山。在袁崇焕的营帐中，当着毛文龙的诸多亲信，袁崇焕历数十二大罪状，用尚方宝剑取了毛文龙的首级，收回毛文龙的将军印和尚方宝剑，同时收编了毛文龙的部队。
处理完东江的善后事宜，袁崇焕返回宁远。斩首大将，必须说明原委。袁崇焕立即上奏朝廷，崇祯帝看到奏章，“意殊骇”，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木已成舟，崇祯帝只能承认这个现实。然而，他的内心深处不能不对袁崇焕怀有芥蒂。袁崇焕的后来被杀，与此很有关系。
袁崇焕毕竟是一介书生，对于复杂的朝廷内部斗争缺乏了解，也没有必要的防身手段，终至酿成杀身之祸。明朝的袁崇焕在千方百计地筹划“五年复辽”，而后金的皇太极却处心积虑地谋划远征北京。
富于想象的皇太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超常的想法。鉴于在辽西走廊后金的征宁远和征宁锦两次战役都无功而返，皇太极感到不能采取碰硬攻坚的战略，必须攻打明朝的薄弱环节，即山海关以西的长城一线。“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防守脆弱。皇太极提出了通过内蒙古突破长城口的战略主张。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 十月，皇太极发动了首次入关征明的战争，目标直指北京。是年为农历己巳年，故当时明人称谓“己巳虏变”，清人则称“己巳之役”。
二月十一日，汉官高鸿中曾上奏皇太极，劝请进兵明朝。皇太极对副将高鸿中的奏本很是欣赏。他认为：“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皇太极发动的宁锦战役，遭受重大挫折，后金国内人心浮动。此时，只有不停顿地发动对明朝的进攻，才能使后金官兵得到物资上的满足，有利于稳定民心、军心，所以皇太极赞成高鸿中的主张。
九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令“召外藩蒙古*，各率兵来会”。十月初二日，秋收过后，皇太极“亲统大军伐明”。这次进兵，皇太极大胆地选择了从未走过的内蒙古路线，假道蒙古科尔沁部，然后自北向南，突破长城，横扫华北，直奔北京，意图给明朝的心脏以狠狠的一击。
这次进兵自沈阳出发西北行，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县） 转向西行，进入今内蒙古科尔沁地。初五日，驻营阳什穆河，赐宴在此会师的奈曼部、扎鲁特部、巴林部等部酋长。初九日，到达纳里特河，受降了察哈尔部来投的五千人，队伍壮大了。十一日，抵辽河扎营。
十五日，大会师。这一天，就有蒙古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奥巴、洪果尔、图美、巴达礼、达尔汉等二十三位贝勒台吉各率兵来会。皇太极“驾迎之三里许，还御行幄，宴之”。
在这里，关于进兵的指向，皇太极征求诸贝勒大臣及外藩归降蒙古贝勒的意见。他说：明国屡背盟誓，蒙古察哈尔国，暴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
诸贝勒大臣意见不一，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距察哈尔国路途遥远，人马劳苦，应当退兵；有的则认为，大军“千里而来，群力已合”，应当征讨明朝。其实，皇太极心中有数，他肯定了征明之议，于是统率大军向明朝边境进发。行军五日，备极艰苦，到达喀喇沁之青城。这时，对于伐明，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于傍晚来到了皇太极的御幄反映情况。他们谨慎地“止诸贝勒大臣于外，而先入密议”，同皇太极讨论了是否继续伐明的问题。
代善和莽古尔泰一出来，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马上进去，看到皇太极默然而坐，表情不快，气氛一时很紧张。岳托最先打破沉默。开口问道：“大汗与两大贝勒商议了什么大事，请向臣等示知。现在诸将官都集合在外面，等待大汗的谕旨呢！”皇太极十分失望地说：“可令诸将各归帐。我谋既隳，又何待为？
可勿宣布所发军令！”看起来问题很严重。岳托和济尔哈朗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请汗向我们明说吧！”皇太极牢*满腹地说：“我已定策，而两兄不从。谓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倘从后堵截，恐无归路，以此为辞，固执不从。伊等既见及此，初何为缄默不言，使朕远涉及此耶？众志未孚，是以不怿耳。”至此，大家才明了皇太极“不怿”的原委。这时，岳托、济尔哈朗及诸贝勒纷纷表态，坚决支持皇太极继续伐明的主张，“皆劝上决计进取”。但是，皇太极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命管旗八大臣前去与大贝勒和三贝勒商议定夺。他们很是慎重，“夜半议定”。皇太极得到了大贝勒、三贝勒和诸贝勒的支持，就颁发了进军伐明的上谕：
朕仰承天命，兴师伐明，拒战者，不得不诛；若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如违令杀降、淫妇女者，斩；毁庐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离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闻山海关内多有鸩毒，更宜谨慎。马或羸瘦，可量煮豆饲之；肥者只宜秣草。凡采取柴草，须聚集众人，以一人为首。有离众驰往者，拿究。如有故违军令者，与不行严禁之管旗大臣及领队各官，并治罪弗贷。
皇太极极其注意部队的纪律。这个上谕实际是一篇军队纪律的宣言。其内容详尽，条理清晰，要求明确，处分严厉。这里提到要求部队作到“九勿”，规定得十分具体。特殊强调，杀降和淫女都要处斩。
其他的违规，也要鞭刑一百。同时，特别规定了连带罪，即士卒犯罪，要追究领队各官，甚至管旗大臣的责任。这就保证了军纪的执行。
十月二十日，皇太极率领大军自喀喇沁之青城开拔。行四日，到达老河（老哈河）。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各授以计，分兵前进”。
命贝勒济尔哈朗、岳托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进攻大安口，至遵化城合军。令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攻龙井关。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及众贝勒率大军向洪山口进发。
二十六日，左翼四旗兵攻克龙井关。
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攻克洪山口城。将降人方遇清提升为备御，令其守城。又将率百人执械来降的千总升为备御，将把总升为千总。
是日，贝勒岳托、济尔哈朗攻克大安口。
皇太极命总兵扬古利率先锋军，直*遵化城。三十日，皇太极率领大军亦抵达遵化，距城五里扎营。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左翼兵自汉尔庄来此会师。后贝勒济尔哈朗率右翼兵来会。三路大军齐集遵化城下。
此时，驻守宁锦防线的明朝督师袁祟焕焦急万分，急派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救援遵化。赵率教亲率精兵四千人，三昼夜急驰三百五十里，救遵化之危。贝勒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兵及蒙古兵，与明兵恶战，赵率教被后金贝勒阿济格斩于马下。明援军大败。
皇太极对遵化巡抚王元雅进行劝降，王元雅坚不投降。皇太极决定攻城。十一月初三日黎明，皇太极下令攻城。八旗兵从八个方向勇猛地进攻城堡，经激烈战斗，“遂克其城”。王元雅走入官署，“自刭死”。城中官兵人民等抵抗者“尽杀之”。占领了遵化，就打开了进攻北京的通道。
北京告急。后金军突入长城口，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北京郊外二十里之牧马厂。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统大军扎营于北京城北，对北京城虎视眈眈。北京城汲汲可危。
北京城俨然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城外大兵压境，城内乱作一团。
崇祯帝宣布京师戒严，急调全国各地兵马来京勤王。并传谕袁崇焕“多方筹划”，以解倒悬。袁崇焕不敢懈怠，急调手中的兵马，从各个方面堵截后金军。他自己也率兵回返蓟州。但是，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却散布着一个败坏袁崇焕名声的传言，说他有意引导后金军进京。
而袁崇焕在通州又没有同后金军交战，使人们更加怀疑袁崇焕的动机。谣言肆意传播，崇祯帝也对袁崇焕充满了戒备心理。然而，袁崇焕对此竟浑然不觉。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深怕后金兵*近京师，仅率领骑兵九千，以两昼夜行三百里的速度，由间道急抵广渠门外扎营。此时，后金兵亦兵临城下。后金兵发起攻击，袁崇焕躬环甲胄，督军力战。皇太极轻骑巡视说：“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于是便停止进攻。二十二日，徙营屯南海子。
袁崇焕是大名鼎鼎的抗战派，并握有强悍的武装力量，成为后金灭明的最大障碍。但此次率兵到京后，崇祯帝对他却心存疑虑，与其虚与委蛇。虽几次召见，赏赐御馔及貂裘，但却拒绝其部队入城休整。与此相配合，后金汗皇太极却导演了一场无中生有的反间计，借敌人之手除掉自己的敌人。
先是，后金大军屯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便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等监收。明末，太监受到宠幸，是皇帝的心腹。高鸿中、鲍承先按照皇太极“所授密计”，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睡觉的地方，故作耳语道：“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两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语言简短，含义深长。它暗示袁崇焕已与这位金国汗有密约，攻取北京“可立就矣”。太监杨春“佯卧窃听，悉记其言”。二十九日，高、鲍又故意放跑杨太监。杨太监回到朝廷，以重大军情晋见崇祯帝，把高鸿中、鲍承先说的话都详细地报告了崇祯帝。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入见。当场质问袁以前杀毛文龙及现在进京逗留不战这两件事。袁崇焕一时语塞，当即被逮捕，下令解任听勘。
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 八月十六日，明廷以“通虏谋叛”“失误封疆”等罪名，悍然将率师入卫北京的袁崇焕处以磔刑，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
袁崇焕之死实是一桩历史冤案。奸臣得势，忠臣被害。黑白颠倒，忠奸混淆。明崇祯朝君昏臣奸，朝政紊乱。这给皇太极以可乘之机，使其反问计大行其道，最终导致明朝忠臣袁崇焕授首。这也反证了皇太极高度的智慧与高超的手段。袁崇焕冤死，奸臣当道，国事日非。清人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急率所部毁山海关，奔锦州。袁军听此噩耗，顿时走散一万五千余人。北京永定门南，明朝军与后金军进行了残酷的肉搏战。明朝军以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四总兵率领的四万步骑兵，同后金军厮杀，满桂等三十余名军官战死，明朝军失败。这时，后金诸将争请攻打北京城。皇太极笑着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于是，皇太极留下一封答复崇祯帝的请和信后，率军离京东归，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留兵据守，其余众军返回沈阳。
不久，就发生了后金军围困大凌河城的攻坚之战。
袁崇焕冤死。但是，一年前他下令杀了毛文龙。毛文龙的部下无所归依，终至星散。最著名的几个部下，几经周折还是投向了后金国。这当然和天聪汗皇太极的优降*有根本的关系。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就是在这个正确的优降*的感召下，投向后金国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后来成为三顺王。
